抵押制度是创造信用的必要手段,为经济活动、工商产业提供重要支撑。在《民法典》颁行之前,我国抵押财产转让规则呈“来回反复”状态。《民法典》第406条回归传统物权法理论的同时,加入了“中国元素”。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文本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需要经过解释。本文本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原则,从解释论角度就抵押财产转让规则展开细致研究。本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约定的法律效果”。现行法赋予了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约定登记能力,但无论是动产抵押还是不动产抵押,理论上赋予该约定以登记能力并无较大实益,反而与现有规范体系及交易习惯不协调。对于未登记的限制转让约定,从合同相对性、利益衡量、交易安全、与之类似的共管契约发展历史等方面看,“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第43条第1款的“但书规则”不尽合理。未经登记的限制抵押物转让约定仅能约束抵押关系双方当事人,不能对抗买受人。在“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第43条已作如此规定的情形下,应限制解释“但书规则”,以限缩其适用范围。已登记的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约定不同于预告登记,登记机关应当依申请办理移转登记,“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第43条第2款中的“不发生物权效力”应作限制解释。第二章“转让抵押财产‘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判断与抵押权保护”。“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判断标准是转让损害了抵押权优先受偿权或危及其所担保债权的安全。“可能损害抵押权”可分为阻却抵押权追及效力和因处分贬损抵押财产价值两种类型。未履行通知义务或违反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约定不属于“可能损害抵押权”的类型。当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可通过请求提前清偿或者提存转让价款、行使物上代位权以及抵押权保全等方式保护其利益。第三章“抵押财产转让通知义务的制度构造”。通知义务在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时意义重大。通知义务的主体除了抵押人之外,在特定情形下还应包括买受人。“及时”是指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签订之时以及价款支付前。通知义务的形式采取自由原则,内容应包括转让合同的具体约定和影响抵押权人决策的关键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