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人人平等的时期进入了各阶级斗争的时期,少部分社会精英逐渐在不断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随着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政治制度也由古代的封建皇权统治制度过渡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或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政治与人的联系也越发紧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政府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几年,媒体不断曝光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和职务之便大势敛财,假公济私。例如近日曝光的“雷政富事件”,“房姐”龚爱爱坐拥价值数十亿北京房产等事件,让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似乎降到了历史低点。许多民众产甚至生了这样的看法：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国企工作,就能拿高工资,过上幸福的生活。本文正是基于该背景,试图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的数据,探究政治资本是否会显著的提高个人收入,政治资本是否会显著提高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党员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是否有显著的收入差距。本文共有四个章节。第一个章节是本文的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写作的背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与所用的研究方法；本文写作的大致结构；本文写作的难点与不足。第二个章节主要是相关问题的文献综述,主要是从个人政治资本与对其家庭成员的影响、政治资本与个人收入、政治资本与收入差距以及幸福感这几个角度来撰写文献综述,并且对现有文献的观点以及不足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评述。第三个章节主要是本文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使用的数据库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特点以及数据采集的方法等等；第二个部分本文提取了北京、江苏、东北三省、四川重庆的相关数据,分别进行政治资本与个人收入相关性研究的回归分析；第三个部分本文将四个地区的所有数据汇总,加入了地区因素变量和其他的一些相关变量,再一次做了政治资本与个人收入相关性研究的回归分析；第四个部分主要是提取了数据中党员样本,加入了部门因素差异这个自变量,研究了党员的收入是否会因为工作部门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第五个部分主要是是研究政治资本与幸福感的相关性,以样本的主观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党员身份为主要的自变量,控制其他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变量,别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对政治资本与幸福感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结论以及本文的政策建议。在撰写文献综述和结论两个部分的内容时,本文采用的是规范性研究方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法对样本数据的大致分布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之后运用了实证分析法,通过建模分析数据,探究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同时运用了对比分析法对比了回归结果的差异。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结论是：(1)拥有政治资本的人其收入比没有政治资本的人高；(2)政治资本能够有效的提高个人的幸福感；(3)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样本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的收入明显高于非国有部门。关于第一个结论的理论解释,除了相关文献从信号发送和信息优势的角度阐述的观点外,本文还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1)拥有大量政治资本的干部往往熟知制度漏洞,可以通过利用制度漏洞谋取私利；(2)受贿所取得的灰色收入；(3)监管与司法机构没有独立于政府体制,监管与司法不独立使得监管和惩罚不力。第二个结论的理论解释,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1)政治资本提高了收入,而收入的增加提高了个人幸福感；(2)党员身份往往是一种社会认可,是对个人能力以及人品的认可,这种来自社会的肯定能间接的提高个人幸福感；(3)党员作为先进的存在,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价值的认可过程。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价值的认可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端需求,有助于提高其幸福感。第三个结论的理论解释,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1)国有企业单位大多在石油、银行这样的垄断行业,这类行业带来的超高垄断利润给予了单位里的党员职工高额的工资待遇；(2)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人事任免一般是由中国共产党党组织部决定,而党员被提拔成为要职干部的概率比非党员要大得多,而非国有部门提拔或者升职主要根据个人对公司的贡献程度来决定,和政治资本关系不大。目前劳动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如果拥有政治资本的党员再和普通民众的收入拉开差距,整个社会的权贵阶层将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整个社会财富的分布会呈现典型的二八原则分布。长此以往,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不断升高的同时,社会也将可能出现动荡。此外,媒体不断曝光的官员利用其累积的政治资本和职权之便贪污受贿的事件也会让政府的公信力越来越低,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政府也很难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完成经济建设或者国家战略规划等目标。基于这些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首先要从制度的改革上入手,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一定要独立于政府的约束,杜绝“自己监督自己”的行为；其次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薪酬制度,特别是高管的薪酬制度一定要科学、合理,薪酬制度一定要和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最后政府自身要合理的界定收入分配中政治权力、个人权利与市场权力的范围,维护市场公平,遏制滥用和扩展行政权力。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大部分文献都在关注收入、婚姻等因素与幸福感的相关性时,本文运用了三种回归方法探究了幸福感与政治资本的关系。作者在撰写论文的同时,也发现了该论文的几点不足之处。首先是本文在研究样本个体是否拥有政治资本时,选用的是样本个体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变量来衡量,但这样做的弊端在于部分党员的党员身份可能是通过其老师和领导推荐,父亲或者母亲的裙带关系获得,特别是自己的党员身份是通过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政治身份而获得的人,他们收入提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积累的政治资本,而非自己本人所累积的政治资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样本的党员身份来衡量样本是否有政治资本就不是十分准确。其次是关于政治资本与幸福感相关性研究的时候,几乎没有找到相关文献与方法做参考,给论文的撰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再有本文使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的数据,时隔较长,部分数据(特别是个人年收入)会因为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可能使得回归结果不太具有现实意义。最后一点不足在于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是个人收入、政治资本和幸福感,这些变量涉及到的问题相对比较隐私,问卷反馈的数据可能与真实值有所出入,使得回归结果不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