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技术”一词是横跨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的，也就是包含现代学术界对技术的两种划分：物质生产技术与“心理技术或内在的生命技术”①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技术才有了摆脱物质生产的桎梏而形而上的精神超越。这种技术的典型就在于《庄子》书中记录各类匠人的技术。庖丁解牛是一门技术，而这门技术在庖丁运用过程中使庖丁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超越，庖丁发现了“道”的存在。 庄子技术观对机械技术的敌视来源于他的哲学观。庄子不是一位科学家他对技术缺乏客观的科学的分析，更多地是直观地理解和抽象的思考。作为哲学家的庄子思考的不是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技术的社会功用，对人生的影响。庄子看到机械技术对人的功利心，贪欲的激发作用，看到机械技术对自然无情的破坏而痛心疾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直到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机械文明的负面影响依然大量存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庄子对技术的区分和考量就与他的“道”挂上钩了。庄子身体经验技术观的形成也源于此。 效用原则是机械技术存在的根据，是产业社会人们对技术的基本态度，即以最小的耗费收到最大限度的效果(用力甚少而见功多)的经济原则。庄子笔下子贡的技术观就是基于效用原则的技术观。机械技术既然以追求效率为目的，它必然在实施过程中对主体有所强制和规范。劳动者只有根据机械的特点和使用方法进行正确的操作，机械技术才会起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所以便用机械的劳动是一种受制于物的劳动，主体在劳作中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受制的性，精神自由在劳动过程中受到限制。 在庄子的理论里，“艺术”不是存在于物质作品里，而是存在与一种有关“养生”的技术活动里。经验技术要么像“养斗鸡”，“吕梁丈夫蹈水”，“匠石运斤成风”具有令人叹服的观赏价值，要么像梓庆削木为醵一样制造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工艺品，要么像“津人操舟”，“庖丁解牛”，“佝偻者乘蜩”一样把一种普通的个人劳动演义成了一种艺术创作的活动，它们都必须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作为创造和运用这些经验技术的人，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劳动的目的与普通匠人没有两样，他们个人高超的技术来源于他们进行劳作时的精神活动——对道的体悟。也就是说经验技术来源与匠人对道的把握。 在“道”、“艺”关系问题上，庄子肯定劳动生产者由技入艺，由艺入道的过程；但是庄子却对以娱乐方式存在的艺术门类，音乐和绘画的社会功用大加批评，认为音乐和绘画激发了人的欲望，迷失了人的本性，而师旷、离朱这些艺术大师则是“外立其德而乱天下”的人。技术以小成而亏大道。所以匠人应跳出追求技术精湛的圈子而实现生命的回归，即对道的追求。这是养生之道，也是技术成为艺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