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有为“君民共主”立宪思想,目前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在这些研究中,均未揭示出康有为对宪法概念的建构,以及所蕴含的丰富意涵。甲午战争后,国家危难局势促成康有为正式提出民选“议郎制”构想,而“议郎制”与皇权制的内在紧张关系,为康有为提出规范君主的政制需求奠定了基础。在日本近代君主立宪实践的启发下,康有为着力发掘中国传统“宪法”的神圣性要素,并根据公羊今文经学提出孔子立“三世”宪法思想,以进行古今整合,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宪法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对接,建构一个既有中国根基又有现代意义的宪法概念。最后,他借鉴日本立宪经验,把君主立宪确立为创建“君民共主”宪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近代议会制得以确立,“宪法”也获得了区别一般法、以规范君民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根本法地位。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产生近代宪法观念后,将其纳入传统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君民共主”的宪法概念。他认为铸造君民关系的孔子“春秋大义”即是宪法。同时,他依据今文经学和《易》理,认为孔子有“三世”演化之义,因而制定出“三世”不同宪法。这一演化根源于对天人关系的认知,人性在“三世”中不断进化,君民关系随之而进行调整,并由此呈现出据乱世“君主制”宪法、升平世“君民共主”宪法和太平大同世宪法的世代变化。“君民共主”的宪法概念居于康有为整个宪法思想的核心,它意味着君主和民众共同在国家权力运作体系中起决定作用。这一概念的基本涵义是基于对两个宪法主体的定位和设置建构起来的,表现为一种新的君民关系的塑造。在“君民共主”宪法概念中,康有为对“君”的塑造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现代的因素。在《日本变政考》、《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著作中,君主作为“天”的代表继续在“君民共主”宪法中发挥作用。这一作用包括了维护政治统一、国家稳定、宪法秩序以及教化民众等。同时,这一作用的发挥是以君主在宪法中的权威独占和权力虚化为基础的,不过此时的权力虚化与“虚君”并不等同,君主依然享有依宪法主持内阁、解散议会、任免官员等具体权力。在“君民共主”宪法概念中,康有为对“民”的概念建构尤其注重。在他的建构中可以发现,“君民共主”宪法中的“民”已经不再局限于据乱世宪法中的政治受体地位,表现出了具有主体地位的多变性和层次性,被区分为“齐民”、“公民”和下院议员、上院议员等至少四个层次。这其中,“齐民”是尚未有自立能力的民众,“公民”虽然具备了自立能力和一定道德素质,但总体德性智性依然不高,能表达自己而不能代表大众,下院议员在代表性上取得了突破,但在对民众整体利益和愿望的把握上又有不及,因此还需要有上院来加以补充和引导。康有为认为,“民”的进化状态决定了“君”的地位作用,也决定了现实政治的结构。“君民共主”时代以“民”的觉醒可能为前提,并随“民”的普遍进化而进步,在此过程中“民”依然需要君主发挥引领提升作用,直至“群龙无首”的太平大同时代。康有为“君民共主”宪法概念的意涵表现出复杂的层次性。首先,康有为“君民共主”宪法概念的意涵具有权威和权力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在深层次上,这一概念又形成了一个“天—地—人”结构。在权威层面,君主独占权威,国民则以“公议”与君主权威相合。在权力层面,君主与代表国民的议会共同享有国家权力,但君主权力不断虚化直至“虚君”,民众权力则不断增强。君主和上下议院作为国家的意志者,又呈现出一种“天—地—人”结构的政治关系。其中,君主代表“天”,上议院代表“地”,下议院代表“人”,宪法贯通“天”、“地”、“人”,从而取代君主成为儒家传统政治理想中“王”的代表。康有为对“君民共主”宪法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君民共主”宪法构建模式上,康有为不同于汤寿潜的比附模式和严复的西化模式,是一种传统宪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模式。同时,康有为对“君民共主”宪法的建构,大胆突破了守旧派的传统政治意识。康有为的“君民共主”宪法概念,也在一定程度被钱穆所吸纳,虽然二者依然存有很大区别。可以说,康有为的“君民共主”宪法概念开创了一种民主宪法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蒋庆带有保守甚至僵化色彩的“三院制”设想,更开放更具灵活性。与章太炎的“革命”理论相比,也有其可取之处。当然,康有为对“君民共主”宪法概念的建构也依然有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