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以来,“三不朽”就作为一个文化常言在中华文化圈广为流传,影响力颇大,在现当代中国仍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话题。这一话题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及价值评价体系”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文化圈精英成员的价值观念及理想追求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论者及应用者对“德”、“功”、“言”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关系的看法和解读极为多元。现、当代对“三不朽”的现有解读侧重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衡量人生意义的尺度、社会文化观念的载体等宏观维度。本文在当代话语/修辞(1)理论的视域中重新梳理和审视“三不朽”,将其视为一种修辞/论辩“话题”或手段和一个话语形构,着重分析其话语/修辞功用。文章将“德”、“功”、“言”视为一个当代论辩理论提出的“价值阶”看待,分析该价值阶在历时、宏观语境中作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所发挥的话语功能以及在共时、特定语境中被呈现为不同高低组合时所服务的修辞目的。对“三不朽”内涵的重新界定,有助于人们意识到它作为中国历代精英的终极行为动机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文化功用。处于修辞手段和话语功能这两个维度界面的“言”是本文对“三不朽”重新审视的焦点,文章指出“言”与“立”的关系才是“三不朽”如何确立其内涵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借助当代修辞/话语理论提供的阐释工具,将“言”区分为使一切交流成为可能的语言资源、工具、手段的集合[“言(语)”]以及特定文化语境中被普遍接受及长期传承的“解读格式及解读”的集合[“(常)言”],并进一步论证“言”并不仅是被用于传达、宣扬“功”、“德”的手段,而且是“德”、“功”、“言”得以被界定、确立、流传的关键。在这一新阐释框架内,文章进一步以曾国藩为例,论证了正是见之于曾氏所有文本中的“言”和作为其所处时代的“言”相互融合,才型塑了作为中国“三不朽”典范的曾国藩。本文也梳理了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当总体话语氛围及具体修辞形势发生变化之时,为响应新浮现的修辞“急缺”,同样的文字、操行、事迹在特定目的下曾经被认定为“德”的变为“恶”、“功”变为“罪”。籍此,凸显造成曾氏在“三不朽”神坛上跌宕起伏背后话语/修辞的功能和影响。本文重在指明在“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阐扬及历史传承中长期受忽视的一个原理:非“言”无以“立”。未能正确定位“言”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话语/修辞功用,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存在着的一个缺陷。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与上述“文化基因”缺陷有极大关系。通过对“言”与“立”关系的修辞阐释,有助于补齐中华民族复兴中话语权缺失的这一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