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廉政研究领域,采用主观态度调查的方式充分了解公众对政府的廉洁感知度,进而有针对性的采取政策措施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互联网是当今社会所特有的时代因素,网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公众的清廉感知也较容易受网络信息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探究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是否会受到互联网使用状况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的数据为基础数据,利用Stata15.0对数据进行二次分析,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状况对政府清廉感知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来分析是否使用互联网、是否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获取渠道、是否在闲暇时间上网对政府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第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探究不同互联网使用频率、不同主要信息来源、不同空闲上网频率对政府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第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探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等媒介的不同使用频率对政府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提取传统媒介使用频率和新媒介使用频率两个公因子。第四,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探究互联网使用频率、主要信息来源、空闲上网频率、传统媒介使用频率、新媒介使用频率与政府清廉感知水平的相关性,并采用有序prob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使用互联网群体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显著的低于不使用互联网群体,经常、频繁使用互联网群体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显著低于很少、从不使用互联网群体,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就越低。第二,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获取渠道群体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显著低于以其他媒介为主要信息获取渠道群体,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群体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显著低于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要信息来源群体,媒介的信息化水平越高,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就越低。第三,闲暇时间上网群体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显著低于闲暇时间不上网群体,空闲时间上网频率越高,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就越低。第四,传统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水平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