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949年，中国新诗和整个现代文学一起，穿越了初建时期的喧哗与骚动，步入了成熟和收获的季节。前十年惨淡经营的基业使中国新诗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不仅成就了一批出色的诗人和诗篇，还为新诗理论留下了一段可圈可点的历程。本文将分五章对这个阶段在诗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新诗理论进行全景式的扫描： 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学的发达给无产阶级诗学理论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契机，阶级观念渗透新诗理论，使诗人和诗歌走向革命和大众，肩负起宣传革命斗争和引导教育大众的使命。蒲风等人主持下的中国诗歌会集中进行了无产阶级诗学理论的建设。 同一时期，以《现代》杂志诗人群为代表的“现代派”诗论却与无产阶级诗论两相对峙。现代派诗人不满中国诗歌会过于功利化的诗学观念，坚持新诗的艺术追求，以熔铸中西的开放胸襟将在20年代中期呼声渐起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推向成熟。其中，戴望舒对“诗情”的强调，梁宗岱的本土化象征诗学代表了这一时期现代主义诗学的最高成就。 还有一部分诗人相当重视在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真实、艺术地反映现实，以艾青、臧克家、朱自清为杰出代表，完善了现实主义诗学理论。 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几乎将全体诗人的目光集中到了惨烈的社会现实中，自觉将新诗作为宣传和战斗的武器。七月诗派和解放区诗人们都积极探索着新诗“大众化”的方式：解放区发起了几次大讨论，将大众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胡风指导下的七月诗派却打起“主观精神”的旗帜，力图将社会现实、革命内容与诗歌的实质结合起来，形成了抗战时期诗歌理论的独特风景。 全国大解放前夕，以《中国新诗》杂志为大本营的一批诗人为矫正抗战诗歌标语口号化的弊端，执著地追寻着中新诗现代化的道路，将艺术和现实、个人和时代、中西诗艺融为一体是他们颇具创意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理论让人耳目一新；唐（？）的风格论、意象论同样是融合中西诗学的尝试。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新诗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基于此，本文以时间的流转和诗潮的涨落为序，梳理出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各家各派的诗学主张，并在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各家各派的理论在新诗理论史上的位置及对新诗创作的影响，以期对新诗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