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话”，是指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和邵景瞻的《觅灯因话》，后人合称“三话”。“三话”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三话”自问世以来，便遭到统治者的禁毁，很少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今人对其的评价也不甚高。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才开始关注“三话”，但大多是单篇文章的分析或一个作家的研究，缺少整体的审视和系统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选此题目作专题研究，试图对“三话”的思想内容和叙事特点作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旨在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蕴，窥视其创作的奥妙。 除引言外，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三话”的概况，分为两小节，分别介绍“三话”的成书背景和研究状况。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所在。它从三个方面对“三话”中的婚姻爱情故事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概括。“三话”中，前二话的成就较高，故本文的重点也在前二话上。“二话”中的婚姻爱情作品不再是才子佳人式的诗词唱和、密约偷期，而是被放置在元末明初这一战乱的大背景中，让读者和主人公一起去经历那由战乱导致的撕心裂肺般的爱情悲剧。但是侧重点却各有不同，《新话》重在表现战乱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并提出“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声。而《余话》并不仅仅表现战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且还把战乱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使人格升华的契机。相比较而言，《因话》重在说教，旨在为当时失范的社会重建一种道德伦理和文化秩序。但是，由于作者的出身经历，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使他们在处理“情”、“理”的关系时，出现差异。瞿佑注重表现人对自然欲望的渴求，以“情”胜；李昌祺重在表现“理”对“情”的匡正，用“情”立“教”，以“理”胜；邵景瞻的道学气味更浓，纯为说教而说教，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点花絮而已。同时，“三话”中也涉及到人与异类的爱，写的最好的是《新话》中的《金风钗记》和《余话》中的《贾云华还魂记》，赞扬了她们为爱情而出生入死的精神。 第三部分论述作者对现实的批判与重建。对权势说真话是文人特有的精神，因而他们敢于“批龙鳞、探龙颌”，对现实的不公，统治者的腐败进行抨击。作者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抨击世情的浇薄，谴责道德的沦落。这些都体现出作者眼光的敏锐及其对社会的深切关注。 在批判的同时，作者也进行重建。这一重建主要表现在对孝子、贞节烈妇以及义的伦理规范的宣扬上。“孝子孝女”的范型构设，旨在建立一种伦理典范；对 “贞节烈妇”的赞扬，则意在树立一种妇德妇行的楷模;对“义士义女”的歌颂，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行为标准和价值取向。同时作者为重建伦理道德规范，还运用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因果报应之法。对此，我们不能以“封建迷信”而一笔抹杀，应看到作者欲借此为失范的社会提供拯救良方的良苦用心。 第四部分是探讨文人遭遇的。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生之抱负，然而却被科举制度无可选择地分为两部分，面临两种结局:一朝交泰或沉沦下僚。瞿佑、李昌棋分别为这两种结局中的一员，因而瞿佑多反映怀才不遇之士的愤感和心路历程，李昌棋则多表现历经劫难之余的仕宦心态，并流露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的一丝淡淡的悔意。 第五部分实际上是第四部分的余绪。《新话》的作者为怀才不遇之士，因此借神怪之外衣，浇胸中之块垒。故事中主人公的个体性情则都极度张扬，并敢于斗争。《余话》的作者生活于如履薄冰的官场，故事中的主人公则多为谨小慎微之人。其实，这也是作者内心感受的一种体验而己。第六部分则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艺术成就所作的分析。 总之，‘我们将“三话”并列时，不能不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其思想文化意蕴，只有站在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中，才能做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与让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