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尔派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基础。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从而由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30—40年代是青年黑格尔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青年黑格尔派以对宗教的批判为载体形成了批判哲学,并以对主体性思想进行的探讨为逻辑线索,阐述了他们的哲学观。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分别用“自我意识”、“类”、“唯一者”斥责黑格尔哲学中“绝对观念”的抽象性。鲍威尔通过普遍性的“自我意识”替代了黑格尔哲学中无主体的“绝对观念”,企图抹掉主体的抽象性,虽然鲍威尔将自我意识上升到历史的实际存在物和主宰者的位置,但“自我意识”毕竟仍是一个极度抽象的精神性概念;费尔巴哈认为必须将主体归为实际存在的以自然为前提的真实的、自然的人,然而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以自然为前提而存在的“类”为人类所分有,具有更高的抽象性质;施蒂纳否定了人的类本质,从利己主义的“我”出发,阐发其极具有个人主义的“唯一者”哲学。在施蒂纳这里,人是个别的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因而“我”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概念,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发展至顶峰。所以,尽管他们都宣称超出了黑格尔的思辨范畴,但实际上他们所规定的“人”依然是抽象意义上的人,在主体的抽象性中无法自拔。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本质的剖析和批判,完整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论述了自身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家们的区别,达到了清算以往的哲学的目的,从而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从逻辑发展线索上看,马克思最初受鲍威尔“自我意识”的影响,后来通过在《莱茵报》期间对革命实践的认识逐渐转向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实际斗争的理解,启发了马克思发现德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在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内是无法解决的,从而转向了社会主义。在实现这个转向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并开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整体的批判。总之,马克思正是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批判与超越,由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