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能够引导其他资源的流向,因此其配置效率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受到政府偏好及银行所有制歧视等因素的严重干预,导致资金难以自动流向高效的部门,表现出金融资源错配的状态。在该状态下,资金配给与生产部门的需求不匹配,企业融资约束不断上升,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下降,阻碍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数字金融的出现为社会闲散资金提供了便利的增值渠道,撼动了商业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核心地位,不断推动形成公平的融资环境,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逐渐减轻,我国金融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重新思考。本文首先对金融错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数字金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金融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数字金融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在实证检验中,本文将2011至2020年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企业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并以企业所属城市为关键词,将数字金融指数与之匹配,检验数字金融下金融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分析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金融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其次,引入城市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检验数字金融对金融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再次,从数字金融的结构出发,探究其不同维度调节作用的差异;最后,区分不同类别的样本,进一步分析不同子样本中金融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数字金融调节作用的不同。本文得到以下四个结论:（1）金融错配与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即金融错配的程度提升,将提高企业的融资约束,抑制实业投资及企业创新,进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数字金融可以缓解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即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使该城市中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降低,有助于企业健康发展。（3）数字金融的不同维度调节作用有差异,使用深度的调节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最弱,说明数字金融的发展不能只追求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还需不断提高其“渗透能力”和“包容能力”。（4）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性在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严重,与以往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中更显著,推测原因可能是数字金融促进了融资公平,使国有企业不再具有绝对融资优势,使其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地区则由于市场化程度更高,数字化设施相对完善,因此更利于数字金融调节作用的发挥。本文对政府、银行以及企业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要减少对企业融资的干预,充分发挥其管理规划能力;在保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以政策手段支持数字金融的发展。第二,银行应改变所有制歧视,树立公平的服务理念;充分利用数字金融的优势,借助大数据手段缓解传统贷款方式的信息不对称。第三,国有企业应以效率提升为第一准则,主动发挥示范作用;民营企业要抓住数字金融发展的机遇,选择合适的渠道进行融资,还需要合理制定投资决策,提高投资向产出的转换效率,提升自身的内源融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