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结晶,也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聚集点。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和最严峻的挑战。要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城市消费的各种资源和排放的废气物的环境压力和承载力实施度量和监测。在度量和监测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使城市发展逐步走上资源减量化和环境减压化的轨道,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基于生态足迹方法结合社会代谢物质流及相关指标,构建反映区域经济综合环境压力模型,从指标的构建和计算方法上对生态足迹进行改进和完善。新指标体系通过定义直接足迹与碳足迹、直接承载力和碳承载力,使压力与承载力(需求与供给)之间成客观对应关系。在直接足迹与直接承载力之间,碳足迹与碳承载力之间分别对比,可更客观地反映资源环境超载量和超载性质；新指标体系还构建了投入足迹、排放足迹和存量足迹指标,分别对应于经济系统物质代谢中投入面、排放面的物质流和物质存量的积累。这样,就把资源和环境压力与经济系统的物质代谢过程相联系,揭示经济系统在其投入端、排放端及存量积累产生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及其运行效率。对于环境规划和管理,投入足迹和投入效率有助于分析研究“源头减量”,而排放足迹和排放效率则有助于分析研究“末端治理”；生态足迹基本模型只计算生物质、能源消费(包括净进口携带能)和建设用地的生态足迹；改进后的模型除此之外,包括了矿产资源消费及其生态包袱的生态足迹,使之更全面地揭示区域经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在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计算方面,考虑了更全面的一次能源种类,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焦炭、汽油、柴油、煤油等,并按照其碳排放系数分别计算生态足迹,使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更符合实际。碳承载力的计算考虑了森林之外的具有碳吸收功能的其他植被(如各种农作物),能够更客观、全面地反映所研究区域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新指标体系具有综合性强的特点：既考虑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投入面,也考虑了其排放面；既考虑了资源消耗,也考虑了环境污染；既考虑了可再生资源,也考虑了非再生资源；既考虑了环境压力,也考虑了环境承载能力。新指标体系及其计算方法是物质流核算与生态足迹指标的创新性结合与拓展。论文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沈阳市1991-2005年的资源、环境压力与效率进行了详细计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沈阳市经济发展的综合资源与环境效率在研究期总体上以较快的速度提高,年均提高率为7.4%。这表明,沈阳市单位经济产出消耗的资源和产生的环境压力以较快的速率下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相对脱钩”。尤其是在资源效率方面,体现资源效率的直接效率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几乎与同期的GDP同速(12.4%)增长。这对于出于高速工业化阶段的沈阳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绩。(2)从资源环境压力的构成看,以C02为主的污染物排放已经成为沈阳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碳足迹占总足迹的2/3以上,排放足迹占60%以上,且2000年后逐年快速上升,2005年分别达到80%和70%。由于碳足迹包括投入端的携带能源足迹,所以它大于排放足迹。碳效率和排放效率在2000年后都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导致碳足迹和排放足迹超绝对量以年均15%以上的速率增长,超过了同期的GDP平均增速(13.76%)。碳足迹和排放足迹的绝大部分来自化石能源消费的C02排放,这表明,2000-2005年,沈阳市经济是典型的高碳经济,以CO2为主的污染物排放已经成为沈阳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3)沈阳市自身资源不能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与环境超载较为严重。从直接资源需求与供给看,2005年直接载荷强度近1.50。即沈阳市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超过其拥有资源的近50%,外来资源对沈阳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碳载荷强度更高,2005年达到3.84,即其碳排放是其拥有的碳吸收能力的近4倍。(4)资源环境压力。研究期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91-1996年间,资源环境压力缓慢上升；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前后出现短暂低谷；2000年后随着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高速上升。2000年后的这一阶段值得重视：这一阶段资源环境压力的快速升高与排放效率、碳效率的徘徊不前,揭示出产业结构的突出矛盾,也预示出响应中央号召实施结构调整、发展低碳低排放经济的任务相当艰巨。论文还就实现沈阳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即降低碳排放和提高资源效率,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