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重要的开放型经济战略,更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注入了动力和活力。但是,在亚太地区日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重点和热点地区的情形下,“一带一路”战略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视为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他们将其视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对抗的工具。中国走出去企业必然会面临各种制衡和壁垒,由此,在海外投资本身就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第三方破坏性竞争博弈问题尤为突出。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在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破坏性干预,俘获、压制将会更加频繁和激烈。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必须深入分析存在投资竞争国企业破坏性竞争的情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为非发达经济体,部分国家的政局动荡,企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研究企业投资于沿线非发达经济体与其他地区发达经济体时投资策略的差异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及分布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析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现状及分布情况,探寻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并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理论的框架下,以实物期权模型为基础分别构建了垄断条件下以及竞争情形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模型。同时,根据所建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了不同情况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研究发现,在垄断条件下,当企业获得了投资机会并对项目进行投资时,则不必在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中要求的触发点上进行投资,可以将投资推迟至最佳临界值。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越大,投资的期权价值越大,从而企业会延迟执行期权,延长投资时机。而企业投资净收益率的增大,会使企业持有期权的机会成本增大,导致企业提前执行期权,缩短投资时机。此外,企业投资于沿线非发达经济体比投资其他地区发达经济体时,投资的期权价值更大,企业会延长投资时机。在竞争情形下,来自其他企业的破坏性竞争行为会对投资母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当破坏性竞争从无到有,且随着破坏性竞争出现可能性的增大,投资项目价值的临界值以及投资的期权价值越来越低;当存在破坏性竞争时,随着破坏程度不断增强,投资项目价值的临界值以及投资的期权价值会变得更小,企业由此会缩短投资时机,减少等待的的时间,加速投资。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企业重塑海外投资空间、动态调整竞争战略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引导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