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一种重要门类。其发现与研究可上溯至两汉，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即使从肇兴于两宋的金石学算起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相关研究著作极为丰富。宋人研究金文目的在于“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追慕三代之遗风，清代学者侧重于文字考释工作，故传统金石学者在利用金文研究古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限。晚清以来，随着古器物的大量发现与研究者的增多，对于古书、古史疑古辨伪风气的兴盛及经学逐渐被边缘化而史学走向中心等学术背景的发展与演变，利用金文研究古史逐渐成为金文研究者主要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即为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金文古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局限试作述评，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徐中舒、傅斯年、郭沫若等为例，进行集中论述。文章共分为以下六部分:　　绪论部分介绍了二十世纪上半期金文古史研究的概况及研究意义，指出学界虽对于某一学者某一方面有所评论，但尚未对其整体作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故通过对这一时期金文古史研究情况的系统梳理，不仅可以了解此期金文古史研究的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治学思想与方法，而且可以从一侧面了解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变迁，以供今天研治金文古史借鉴、参考。　　第一章讨论了晚清以来的学术背景，主要从疑古辨伪之风的兴盛——由今文经学到“古史辨”、金石学在近代向古器物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史学的发展与转向、经学逐渐被边缘化而史学走向中心等方面作了分析，前两者从正反两方面刺激了金文古史研究的发展与深入，后者则使其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步入史学的范域。　　第二至五章，分别对罗振玉、王国维、徐中舒、傅斯年、郭沫若的相关研究作了具体的梳理与述评。对于每一位学者金文古史研究的述评，主要从其治学背景、治学内容及治学思想与方法三个方面论述。治学背景不仅讨论学者所处的时代学术背景，而且讨论其个人的治学背景。治学内容则以其所研究问题为线索，分类述评。在了解其治学背景与治学内容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治学思想与方法的承继与发展。无论治学背景、治学内容还是治学思想与方法，都将其置于学术发展的时代脉络中述评:既关注其在金文古史研究中前后的承继与发展，又注意其研究的独到之处。如罗振玉在承继传统金石学基础上结合新的发展情况提出了“古器物学”，王国维在研究上先后提出理论上的阐述——“二重证明法”与“二重证据法”，不仅“开拓学术之区宇”，而且“示来者以轨则”，被学者称为“新史学的开山”。“罗王二家之业绩”成为学者研究古代社会的基础。　　王氏之后，凡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多受其影响。直接受其影响者如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徐中舒、吴其昌、余永梁、刘节、杨筠如等，分别在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王氏的治学思想与方法。间接受王氏影响的学者如傅斯年、郭沫若、唐兰、丁山、于省吾、容庚、杨树达等，亦在继承王氏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基础上，汲取各种新的学术思想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徐中舒为王国维清华研究院高足，被学界誉为“静安一贯有薪传”，在承继其师治学思想与方法上亦有所发展。分别就其金文古史研究情况作了集中讨论。傅斯年金文古史研究内容不多，但他被称为史料派的代表人物，其治学思想与方法在学界影响极大，且对于金文古史研究有重要借鉴作用，故亦作为重点论述对象。郭沫若金文古史研究成就最大，又是唯物史观学派的开创者，本文从考据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两方面对其金文古史研究分别作了分析与述评。　　第六章为综论，分别对二十世纪上半期金文古史研究的学术背景、金文古史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治学思想与方法作了综论，以见其前后学术发展的脉络。当然，这里所选学者有限，所论亦有限，并不是说其他学者不重要，只是笔者学力、精力有限，其他学者如唐兰、丁山、余永梁、刘节、吴其昌、容庚、于省吾、杨树达、闻一多等，只能留待以后再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