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印度，最迟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内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基于佛教思想意识体系完备，中国皇帝大力支持和寺院经济基础雄厚等原因，逐渐在中国广泛流传。隋代皇权鼎力支持，使佛教进一步发展。　　唐王朝繁荣强盛，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而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于此时走向全面兴盛。佛教对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法制、民族关系、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代皇族大多对佛教持尊崇扶持态度，大力支持修造佛教建筑，鼓励民众出家，广交僧侣，奉迎佛骨，给予高僧大德很高的礼遇。佛教已成为唐代高宗与武皇时期事实上的国教。唐前期的僧团管理制度趋于科学化。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唐政府给予佛教以法律上的支持，使佛教的发展有了依据和保障。佛教与唐律分路同趋。《道僧格》是唐代的专门宗教法典，《唐律疏议》则有适用于佛教徒及相关人员的专门规定。佛教的“十恶”、“五逆”被吸收进入世俗法律体系并予以严厉打击。在一些特殊的节日，禁止杀生即“断屠钓”为法律规范所采纳。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佛教的八大宗派渐次确立并定型;八大宗派的形成又推动了全社会的佛学信仰。各大宗派教义虽然迥然，但只有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四宗，富有宗教哲学理论色彩，尤其是后三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特色。唐代很多文人士大夫对佛教非常信仰，王维信禅，自居易“禅净双修”，柳宗元“儒佛同道”。军人也是信佛者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中晚唐以后，普通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高潮。佛教信仰深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很多节日也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因果报应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是因为这一观念与古人的价值取向有高度一致性。　　中国古代俗语云:“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盛极而衰。唐代佛教在过度兴盛的同时也为自身埋下了衰落的诱因。唐高祖武德年间，虽然傅奕屡次上疏反佛，但影响不大，对佛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太大阻碍。其后的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等，尤其是武后、中宗和睿宗三朝，更加重视佛教的发展。玄宗时期，面对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对佛教采取了规范发展政策。　　其后佛教的过分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弊病。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繁荣的经济因战祸遭到极大的破坏，佛教精神不再。许多人躲在寺院中，使唐王朝的税收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旧唐书》所言，“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朝廷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日益缩减。韩愈反佛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他指出当时一系列的佛教弊病，由于佛教盛行，僧尼众多，使得人民经济负担加重，并且还与官方意识形态，即儒学格格不入。　　基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因素考量，唐武宗于会昌年间推行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力度空前，影响深远，使佛教遭受重大打击，迅速衰落，个别宗派从此一蹶不振。唐代以后至宋元明清，随着儒家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佛教在上层渐失皇权的持续扶植;而佛教仅存躯壳，僧众自身不守戒律，谋求厚利，在下层亦失去民众的信奉膜拜，民间信仰之基石趋弱，故再未恢复元气。　　佛教兴衰自有规律。在丧失了皇权支持、经济实力下滑、被儒学主流意识形态挤压的情况下，衰落就成为一种必然。唐代佛教势力世俗化趋势明显，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政治集团所利用的有力工具。教权虽依附于皇权，但与皇权密切联系，双方互惠合作，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佛学教义的地位始终不能与儒学相埒，佛教始终只是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的附属，当教权恶性膨胀至危及封建皇权安全时，就会遭到皇权的抑制、打压乃至毁禁。　　佛教兴衰变迁与唐代政治的互动关系明显。关于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对唐代佛教兴衰的研究，虽然有零星的论文发表，但国内学术界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海外学者如美国人、日本人的研究，往往因不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故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论文的结论与创新，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宗教史学、政治史学的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