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这个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有很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所表达的涵义均有其相同之处。所以可综合的将“人性”的定义表达为：“人性是一切人都具有的属性，分为低级的和高级的，前者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共同性；后者是使人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而为人所特有的属性，如能制造生产工具、具有语言、理性和科学等”。关于人性问题的各种讨论，如人与动物共有，或者相区别的这些属性与特点具体指什么，这些属性和特点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等，就是人性论。对于人性的研究是人类文化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唤起了我们对自身以及自身行为的持续关注。但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人的有些行为是可预测的，而也有些是永远说不清也道不明的。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确定性判断，它要求在特定的时空点上对人性作出一元性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带来切实有用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引入“人性预设”的手段。“人性预设”是我们人为设计出来的一种工具，他的科学性并不是靠其所依据的人性理论的科学性来证明。它所研究的主题是：“假设人性是怎么样的，通过这样的假设我们将怎样进行下一步的研究”。这个工具的优越性在于：它避开了无法获得确定结论的人性本身是什么的讨论，而主要追求人性预设后所能带来的社会效果。与其他学科相比，人性预设对于法学的研究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而在法学的所有学科里，尤以民法与人的距离最近，对人性预设的要求最高。民法的调整关系是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故必须忠实于人的生活，忠实于人性。相反，民法一旦背离了人性，就不能反映人的真实意愿或者真实的社会关系，就不再具有价值性和合理性，人们就不会尊重它，不会愿意遵守它，也就必然不会产生好的社会效果。从我国民法的发展历史来看，直到清代末年第一部民法规范出现之前，儒家所倡导的性善论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与之相伴随的就是人治或者说是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模式，忽视法制的建设，同时，由人性善出发而形成的“重义轻利”观念转化成“重农抑商”的政策，束缚了商品经济、市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最终使中国的私法失去了正常发展的土壤。而西方的人性理论虽然产生的时间比中国晚，但由最初简单的“性恶论”到“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到近期“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批判，他们对于人性问题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善和恶的伦理性判断，而是横跨了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众多学科，一直朝着更加精确与合理的方向前进，这些成果全都投射于民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使他们拥有非常完善的私法。当然，我国民法也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中，《民法通则》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民事法规基本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民商法框架。但从细节之处来看，还有一些制度设定着较高的人性标准，欠缺合理性，导致法律规定与现实社会脱节的情况，这时我们应考虑一下是不是该适当降低对人的道德期待。如把人人都设定为“君子”，法条本身可能被当做一纸空文束之高阁，更可能造成大家无法可依的不良后果。而反过来“先小人后君子”则能够从“人人都是小人”的假定出发带来“人人都是君子”的积极结果，这才是我们想要从“人性预设”中得到的社会效果。本文以“人性角度”切入民法学理并分析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发现我国民法规范中亟待修改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并提出修改方案。通过这种视角来审视、完善民法，可使我国的民法制度更加合理化、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