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生于“文革”向“新时期”转折的时期,却是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性文学评奖,也是新时期诸多文学评奖的肇端。本文把1978年小说评奖作为分析对象,试图从中揭示出文学评奖机制与文学“经典”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中展现前三年“断裂”与“转折”并存的时代特性。第一章,分析转折时期文学评奖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机制如何被建立起来,以及这一过程中时代所留下的印记。首先,分析在乍暖还寒的“早春”文坛得以顺利举办全国性文学评奖的现实条件；其次,概述评奖过程,并简要分析举办1978年小说评奖的缘起及其评选机制。第二章,重点分析文学作品如何经过群众、《人民文学》编辑部和专家评委的层层筛选最终进入“经典”序列,而作为“新经典”被建构起来的文学与“文革”乃至“十七年”文学又存在何种联系。首先,概述获奖作品：作为新“经典”被建构起来的文学作品其实是用旧的叙事模式讲述新的时代故事。其次,分析“三次篇目调整”。1、在获奖作品排名问题上,评委有分歧也有共识,文学评奖是多种力量互相妥协的结果。其中,共识之一种是,评委身份的多重性和文学使命感使得他们对当下文学状况及未来走向抱以一种审慎的态度。；2、《醒来吧,弟弟》只所以落选,在于小说本身的文本“裂缝”和由此引发的民间刊物对“伤痕文学”的质疑。因此,编辑部把好“政治关”,去除群众推荐上来的这一“危险性”文本。第三章,分析作家在前三年的身份变化。首先,前三年文艺界所谓的“工农兵作家”这一身份实际上囊括了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作者,这是国家出于改革动员的需要,也是“知青”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模糊身份所致。随着,1979年以后这篇作者从“工农兵作家”中分裂出去；“工农兵作家”培养体系崩溃,新的“工农兵作家”不再产生,1978年小说评奖便成为“工农兵作家”的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其次,“文革”文学的参与者成功“转型”,获得新时期文学缔造者的身份；而转型的资源则来自于新时期之前的文学。总之,“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这一国家级荣誉的授予,实际上是国家、专家评委和群众借助文学评奖对“文革”后某些文学作品所做出的“典范性”认定,也是他们在互相妥协互相斗争中建构新的文学“经典”秩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