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开启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在反思、质疑、批判、吐故纳新的时代氛围中,“人”从家族的环绕围抱下徐徐走出,踏出了血缘、孝悌的门槛,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程。自我解放了,自由、平等等概念随之在人们的心中生根,个人独立的存在和价值成为人们追寻的目标,而有悖于此的封建纲常伦理则遭到了无情地挞伐,不再做“奴隶道德”的“顺民”成为“人”的呼声。在“人的解放”这面大旗之下,我们看到了女性和儿童的身影。古老的中国,他们不仅没有做人的权利,即使在奴隶的队伍中也被远远地置于最后方、最底层,尤其是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沉重的道德枷锁,使她们的身心倍受摧残,没有权利,只有责任与义务的日子让女性从来都是驯服和屈从。五四让女性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为女性呼吁权利的声声呐喊响彻在古老的大地上,她们终于可以剥掉一层层厚重的道德“盔甲”,轻松的生活,从此不再只是为“他人”而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活。女性的觉醒,女性权利的获得催生了女性文学的发展,第一代现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她们的出现为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从此开始了为女性同胞,也是为他们自己的心灵书写。这时期登上文坛的凌叔华和其他女作家一样,用文学之笔反封建,思考女性的人生道路以及遭遇的种种现实尴尬,少有激进地情绪外露,更多的是深沉而内敛的思考,从大家闺秀到为人妻母,从知识女性到旧式太太,凌叔华看到历史的转折带给她们命运的变化,看到她们内心的矛盾,从她们与外面世界的冲突,看到了积存在她们内心的封建因子,看到她们自身的弱点,同时也看到社会整体意识的落后对女性彻底解放的羁绊。凌叔华以她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那些不为人知,甚至是被时代所遗忘的闺阁女性的身上是她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独特之处。鲁迅评论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1]儿童作为“立人”思想的基础和重要方面,这一时期也被人们发现,作家们关注儿童从各自不同的创作视角和心态出发,或是赞颂儿童纯真、善良的优良品性,或是批判社会给予儿童的狭小的生存空间,揭示黑暗的社会和封建道德的荒谬,在肯定儿童“人”的价值的同时极力否定他们附属品的地位。儿童文学一改以往的荒漠状态,出现了片片绿洲。许多为儿童所做的符合儿童心理的童话不仅充实了儿童的阅读,更为儿童的现代化教育出了份力。凌叔华创作了许多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她的作品被称为是“专为中国妇女儿童的生活思想报道。”[2]活跃在她小说中的儿童天真率直,拥有着善良美好的心性:“一群小仙子圈在一个院落里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有他们的忧喜,他们的恩仇,他们的尝试与失败,他们的诙谐和严肃,但是在任何场合下,都表现他们特有的身份特征:烂漫天真。”[3]凌叔华从她们那双童稚的大眼中观察成人社会,天真的更加天真,污浊的尽显污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