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的投资活动是增加企业绩效水平、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后的恢复期,优化资本配置、提高投资效率成为实现我国经济转型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上市实体企业却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行为,这无疑对企业自身价值的提升以及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阻碍。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是影响企业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为适应变化多端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稳定持续波动的经济状态,我国政府不断地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控和完善,这也增大了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微观层面投资决策活动以及投资效率程度必然也会受到影响。随着行为金融学理论中管理者非理性偏差的提出,学者们开始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认知偏差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管理者作为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决策主体,其投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管理者本身个体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本文首先梳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后果,介绍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偏差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对现有关于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从企业非效率投资原因分析以及投资效率内外部治理机制两个层面进行回顾;其次,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增长期权理论、行为金融学等理论,以我国2010-2020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内部管理者过度自信非理性偏差两个视角考察其对投资效率产生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区分企业非效率投资类型,同时综合考察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偏差是否得到修正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最后,本文在进一步分析中,区分了市场化进程和企业生命周期探讨上述关系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正相关;第二,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负相关;第三,管理者过度自信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修正管理者过度自信偏差正向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第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管理者过度自信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只体现在市场化较低的进程中;第五,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偏差逐渐下降,管理者过度自信负向影响投资效率的程度也在降低,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修正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正向影响投资效率,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部分中介效应在衰退期并不显著。上述研究的展开,分别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微观管理者非理性偏差两个角度考察了企业投资效率的实现路径和作用机制,丰富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补充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和作用机理的研究,研究结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