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作为我国地方税收的一个重要税种，不仅是国家参与国民经济中农业部分的分配并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而且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利益关系的经济杠杆。因此，农业税制设计的合理与否，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涉及“三农”问题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农业税改革有着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业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公共财政理论。公共财政理论认为：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公共产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使得公共产品提供的福利为全社会大众所共享，消费者不会自愿向其提供支付价格。因此，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不能准确反映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共产品的有效率供给通常要有政府行动。 公共产品又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应当通过税收的形式来筹集资金进行提供，而准公共产品则应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进行筹资活动。农村公共产品就目前情况而言，应当说大部分是属于准公共产品，采取税费形式筹资比较合适。 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公共选择机制结合得较好的模型当属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该模型把公共产品支出与税率决定和民主决策结合起来，试图找出国家公共产品产出的合理水平和决定人们之间税负合理分布所需的原则。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农业税的功能定位：他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是国家掌握粮源的基本工具，是乡镇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农民收入水平的调节杠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负担也即农业税问题曾是历代政权更替的主要导火索之一。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的统治，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改革农村税赋制度来减轻农民负担。由于出发点各异，也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税赋重的问题，反而形成愈改愈重的怪圈。 现行农业税是根据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征收的，到现在已有46年。中国农村的情况在26年以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条例一直沿用至今而没有改革显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虽然税费改革能缓解“三农”痼疾的部分症状，但由于税费改革总的政策本身和操作中有欠妥之处，加之改革刚刚开始推行，有些情况需要探索，一些问题很难用统一的方式来解决，要由基层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从而客观上造成收费反弹的可能。农村税费改革并未改变原就存在的区域间负担不均衡、农民税负不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发展可能受到抑制、乡镇潜在风险如何化解等问题。“三农”问题凸现当前农业税制的落伍。 另外，就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广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从监督层面来看，要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跳出“黄宗羲定律”，难度确实很大，需要不断的制度创新。黄宗羲定律是我们不断鸣响的警钟。 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按照公共财政和现代税制要求，逐步取消一切不应该由农民负担的税费，彻底减轻农民负担，现在的改革方案还达不到这个目标。而如何从体制上制止农村的各种乱收费，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必须在进一步深化中完善各项措施。 美国农业税政策、西班牙农业课税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税制的说明：国外的农业税制度和政策都充分体现了政府提高农民收入，增进农村福利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宗旨。 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去“大补”农业，但我们可以先从取消农业税费开始。 统一农业税制，重构现行的税制。开征土地资源税，拓展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有赖于其他相关政策的配合使用。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县乡财政困难，而这必须从政治改革的角度来考虑。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在国家的引导下也在不断的调整。当然，“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解决办法的实施也需要注意相关一些问题。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地方政府其根本职能就是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这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职能从“越位”到“归位”的调整。 为满足农业税制改革顺利进行的要求，应当推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补助相结合的方式。 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改革、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政权组织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改革等政策的配套将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