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市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长期在农村参加国家建设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为了赢得更好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这部分人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民工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产物,他们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虽然被定为农民,但他们却早已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不同程度地融入城市社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冲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开拓力量,城市化的直接动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他们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而他们的权益却屡遭侵犯,也无法享有许多由《劳动法》规定的权利,地位十分低下。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是一项亟待解决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从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来看,对农民工的差别对待是于法不容的,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持续地发展。因此,从制度上消除不合理的障碍,切实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既是广大农民工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其中的医疗保险问题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探索适合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制度,使其“病有所医”,不但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遵循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以社会排挤理论和国家干预的经济法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农民工医疗保险缺失的原因及对策。社会排挤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因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度特点,同时涉及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性的、文化的、心里的诸方面的长期匮乏。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民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发展。农民们被排挤在繁华优越的城市生活之外。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的转型,城市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农民得以进城务工。但是他们的农民身份使得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福利制度等方面受到排挤。经济上不能和市民“同工同酬”,做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却得到最低的收入;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没有很好的渠道和机制得到宣传或参考;文化上不能融入主流社会,生活发展方向和价值观模式与市民的相背离;社会关系上,很难被城里的市民接纳成为朋友,经常接触的仍然是有共同语言的农民工朋友;福利制度上,同为中国公民,同在城里工作,但是福利待遇却不能享有。因此,要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这种权利缺失的状态,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使之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内部各种矛盾日益加剧,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已显过时,为了克服市场缺陷,解决诸如社会不公等社会矛盾,经济法赢得了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本质的属性是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它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社会保障是国家干预的一项措施,医疗保险制度的构建离不开国家的统筹指导,需要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因此,在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险缺失问题上应该强化政府责任,为防止政府的失灵,应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给因市场机制导致的弱势群体以特殊保护;增加财政支出,引导城镇医疗资源向农民工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工健康需求,修复劳动力;完善立法,加强执法、监察力度,确保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和居住生活环境符合基本的卫生标准,确保从事危险岗位的农民工能够得到有效的劳动保护;惩治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并对违法企业予以曝光给其造成社会压力,促使其改善劳动环境。我国目前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措施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医疗保险措施。重庆作为城乡统筹的试验基地,按照“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以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能极大地降低农民工的负担。重庆市政府不断推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相关政策,并在2007年10月份开展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试点工作,从10月1日起农民工医疗保险全面启动,整个医疗保险从启动到现在可以说是在往全民医保的方向逐渐发展和进步。《重庆市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市级统筹试行办法》中的很多规定都值得借鉴。但是,法治的完善需要时间的历练,现阶段构建全国统一适用的医保制度条件还不成熟。考虑到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复杂性,应该在有针对性的进行制度设计的同时,着重各地规章制度间的有效对接问题。此外,还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的素质,既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加收入,又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参保意识,认识到参保的好处。鼓励、监督企业为农民工参保,达到企业积极主动为农民工参保,扩大医保覆盖面,使医保制度和相关政策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