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新西兰成为中国外逃犯罪分子特别是腐败分子主要目的地,在2015年“天网”行动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就有11人逃往新西兰或者以新西兰作为外逃的中转站。为了预防犯罪分子逃往新西兰,把现有的逃往新西兰的犯罪分子尽快追逃回来,并实现案涉赃款赃物的追缴,有必要对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进行深入研究。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对比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发掘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全文除绪论及结论外,共分成五部分,共34000字。第一部分,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包括《北京反腐败宣言》、《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等倡导性宏观指导文件,以及中国与新西兰共同加入的国际公约、签订的中国与新西兰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国内法、新西兰国内法等法律规定。虽然中国与新西兰尚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为中国与新西兰开展引渡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部分,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具体程序规定。包括请求引渡和请求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请求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请求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请求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新西兰引渡法虽然实际上放弃了条约前置主义,但中国的引渡请求将面临新西兰国内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双重审查”,障碍重重。除引渡外的其他请求事项应特别注意请求文书和格式和内容应严格符合法律规定及新西兰的习惯。请求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的规定中缺乏犯罪资产分享的内容,影响了中国追赃的效率。熟悉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和具体规定有利于全面了解中新在刑事司法互助合作当中存在的制度问题。第三部分,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实践分析。从“天网行动”中以新西兰为外逃目的地或中转站的犯罪分子的案例以及“京金烨”引渡案进行总结,可以看出中国从新西兰追逃犯罪分子的途径以劝返为主,缺乏引渡手段;通过追赃促进了犯罪分子回国投案自首;中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途径是国际警务合作;追逃追赃取得一定成果,但形势仍然严峻。中国与新西兰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异,“金京烨”案突出体现中新对人权和死刑的看法观点不同,政治因素及法治因素成为影响中国与新西兰进一步加深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因素。第四部分,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的问题。首先,中国与新西兰的刑事司法合作中未建立完善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引渡手段缺失致使中国无法通过引渡这一最正式的法定追逃方式来实现追逃;中国与新西兰缺少相互承认对方的刑事判决使得中国无法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直接从新西兰追回赃款,影响中国追赃效率;中国和新西兰缺少刑事诉讼移管条约,导致中国缺失向新西兰引渡手段的情况下无法通过刑事诉讼移管来实现惩罚犯罪。其次,中国与新西兰缺少犯罪资产分享机制,导致中国向新西兰请求追缴犯罪资产时新西兰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中国的追赃效率。最后,受中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差异以及过去对中国刑事法治制度不完善的刻板印象影响,加之中国办案人员在追逃追赃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存在不规范的情况,使得新西兰在刑事司法合作上对中国缺乏信任。第五部分,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完善建议。本部分在前四部分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首先,为预防外逃的犯罪分子将新西兰作为乐土,应完善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重点是通过构建并善用中国特色的量刑承诺制度并加强外交宣传、磋商来推动中国与新西兰签订引渡条约,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刑事判决,刑事诉讼移管的双边条约也应该尽快签订。其次,中国应与新西兰建立犯罪资产分享机制,这将促进中国追赃的效率,从而有助于通过开展追赃来促进追逃工作。最后,中国在向新西兰请求刑事司法协助中应尊重新西兰的国家主权,依法依规开展追逃追赃工作,充分兑现外交承诺,充分利用好已搭建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业务素质过硬的专业执法队伍来展现良好的法治面貌,从而与新西兰增进互信,深化刑事司法务实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