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对抗史,他们分别代表实证和诠释的两翼,二者的交替起伏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史学研究的主线。1949年政权的鼎革当然是这两种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然而,应该看到,他们的交替上升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端倪。这一时期史学风气的重要变动有两点:其一是史学研究由尚考到考释结合,其二是从尚专到专通并重。这种转变除了社会因素外,其本身也符合一定的内在逻辑。本文采用整体分析和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把童书业的史学研究纳入四十年代史学风气变动的背景之下,以点带面,突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为此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概述占据民国史学主流的新汉学及其史学研究的特点,并对童书业早期的史学研究加以交代。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汉学派有如下特征:在治学旨趣上偏重材料,排斥史观和理论预构;在治史理念上重视专精和考据,忽视综合贯通;在史学的功能上主张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反对把史学看作致用之学。童书业是新汉学派的重要一员,早期的史学研究囿于新汉学派的家法,以考据为主要治史手段。第二部分,论述四十年代中后期史学风气的变动之一:由尚考到考释结合。从三十年代开始,经由郭沫若的典型示范和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派崛起,社会科学治史的路线蔚为风气。在这个背景下,童书业的史学研究发生转变,开始更加关注理论,他不仅对教条式的唯物史观提出善意的批评,而且在史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理论。第三部分,阐述四十年代中后期史学风气的变动之二:从尚专到专通并重。抗战爆发后,无论是史观派还是传统派纷纷拿起纸笔撰写通史,甚至新汉学派学人也放弃了单纯考史的研究路线,由此形成了我国近世以来第二次修史的高潮。童书业受时局的影响,不再局限于考史而不著史的新汉学清规戒律,他不但对通史研究非常关注,而且自己编写《春秋史》,甚至在解放前就开始着手撰写通史。第四部分,探讨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史坛变动的原因。从社会史层面看主要有两点:第一,在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思想界取得主流地位,第二,抗战的爆发打破了实证路线的进程。从学术发展的内部因素看,史学研究由实证上升到历史解释也符合一定的内在理路。新汉学派一味强调史学的求真功能,而忽视史学与社会的联系,结果造成与现实的巨大隔阂;他们强调史学的实证性而拒绝阐释和理论的参与,把史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事实的层面。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由考据上升到史观也体现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