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我国农民工为什么长期以来迟迟难以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化又将给社会结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采取哪种城市化模式及相关政策措施可以导向一种持久和谐稳定并具弹性的社会结构。 本文结合实地研究的资料，分析了我国实施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认为这两项制度不仅仅是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更重要的是，其导致了对我国社会的全面控制，形塑了我国的基本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背后则是国家权力的运行。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表现为一种高度拉大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而农民、农民工正是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庞大底座，而农民工城市化将消融这个底层结构，控制农民工城市化进程成为结构性的需求，而市场化的力量则推动着农民工城市化。对于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很多研究者概括为一种中间阶层壮大的“纺锤型”社会结构，本文认为这只概括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应该表现为一种“平铺化”社会结构，而农民工城市化正好提供了实现这种社会结构的契机。这需要当前政府掌握的过多资源向更多社会领域扩散，放松政府控制，赋予社会领域及下层群体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形成更富自我更新机制的社会结构。 由于户籍、财政等制度，我国社会治理结构表现为属地制管理、城乡分治状况，农民工脱离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但没有融入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导致了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应在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将农民工纳入社区建设，形成包容性的社会治理结构。农民工在我国当前职业结构中处于低下位置，应在城市化过程中赋予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更多权利，并通过自身各种资本长期积累、代际积累，逐步高级化，促进职业结构平铺化。 本文最后提出了应该逐步由国家控制模式转向个人选择的城市化模式，减少国家控制，给予农民工自由选择城市化的权利，而这需要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社会政策改革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