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邻避项目的选址和建设诱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逐年递增趋势,这不仅严重挑战地方政治稳定和治理模式,致地方政府信任于“塔西坨陷阱”,还通过同类事件的联想扩散塑造成民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刻板认知,增加个体对潜在风险的记忆和可意向性。其实民众在是否需要招商引资修建这些公共项目或者在项目社会价值的认知上,基本可以达成一致,也希望项目成功设置后可以享受其福利。但前提是不要建在自己家后院,这种意图清晰的抵抗情绪也被称为邻避情结,其也是利益相关者衡量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内在驱动因素。地方政府为了降低项目上马和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常常奉行“最小抵抗路径”的决策原则,这也进一步激化了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剥离感和失衡感。所以在体制内官民对话渠道不畅,官媒囿于体制规约集体失声或隐瞒式报道扎堆的背景下,互联网的传播语境为民众创造了新的抗争思路:积极创新和构建“抽象正义”的抗争话语,并借此来强化集体认同,实现“我们”、“你们”和“他们”的边界划分,争取更大范围的舆论声援,进而对地方行政主体构成实质性的政治压力。但与此同时,邻避情结亦是此类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的局限所在,抗争民众倾向于“就事论事”,有着具体明确的利益诉求,而多忽略环境问题背后深层的社会和文化症结。一般情况下,只要邻避设施迁址或停建,民众的抗争也会随即停止,而基于“道德正义”参与到抗争行动中的外围力量,更会从“自利”的视角出发,评估自身的风险处境,并策略性地转换抗争角色。所以,就此而言,邻避情结也为政府摆脱“维稳”的“囚徒困境”,以更灵活的治理策略应对民众质疑及群体性事件,提供了视角和思路:合理的经济和心理回馈,可将邻避设施的强外部性内生化,弥补和平衡民众的心理缺失;打破一元主导的精英模式,将草根民众、媒体及专业组织吸纳整合进政治框架之中,修正“风险猜想”和对抗式解读;转移抗争议题,分化抗争群体,强化邻避设施作为社会刚需的认知,增加政府决策合法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