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部公房(1924—1993)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与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一起被称为日本先锋文学的三巨头。安部公房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先锋性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在创作手法和美学思想上都具有日本小说发展里程碑的意义。安部公房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善于将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以寓言的手法探讨工业文明下的异化这一现代主题。虽然安部公房经常被冠以“超现实主义作家”、“存在主义作家”等标签,但是无论是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还是诠释人类孤独处境的存在主义作品,“自我”始终是安部公房小说的重要精神课题。安部公房一生经历波折,其祖籍是北海道,出生在东京,而后又随同父母在中国奉天生活了17年。由于日本战败,他深深体会到了一种“故乡”的丧失感,这种丧失感说到底就是丧失了自我灵魂的栖息之所。因此,可以说安部公房整个一生都在寻找着自我的精神家园。此外,安部公房又深受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自我”,这也决定了安部公房的小说不可避免地会从哲学角度展开对失落的自我的探寻。无论是50年代创作的《赤茧》、《墙壁》,60年代的“失踪三部曲”,还是70年代的《箱男》、《密会》,再到80年代的《方舟樱花号》,安部公房在这些作品中都探讨了自我,以及自我、他者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安部公房小说中有关自我的表现与探讨,可以说是基于对他者的分析之上的。无论是战后经济复苏期的50年代超现实主义作品,还是6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的“失踪三部曲”,再到70年代末以来面向他者的小说,这些作品既一以贯之地展开了对“自我”的审视和剖析,同时也相应地显示出由“他人即地狱”的萨特式思想到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这一思想脉络的演变。这一转变究其实质就是安部公房试图确立的一种自我与他者理想化关系的积极尝试,同时也只有超越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才有可能应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精神危机。具体来说,安部公房50年代创作的小说主要以变形的方式,刻画了日本战败后处于经济恢复期的个体生存窘境。当时日本国内经济低迷,战争几乎耗尽了国内所有的物资,在政治方面,美国军队占领了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下美国又企图在日本建立反共的防波堤,在这种被禁锢、被压制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可以说毫无自由发展和进行自我确认的可能性,并且呈现出一种迷惘、幻灭、孤独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安部公房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创作了一系列超现实主义小说,展现这一时期的人类存在处境,采用变形、逃离的形式对抗荒诞的外部世界。进入6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在都市化进程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人们的灵魂也在新生活与旧文化的撕扯中深感压抑和孤独。现代化变迁形成新秩序,旧秩序虽被瓦解却仍存在“我”信仰中,安部公房在60年代“失踪三部曲”中以主人公“我”被这两种秩序双重否定、双重逼迫的现代个体生存状况,展示了从都市生活脱离、与社会秩序相背离的现代人的徒劳感和无力之感。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安部公房以敏感的触角,感知社会时代的大变化,并以丰富的想象力向全世界诠释了现代文明危机下人类的精神困境。这一时期安部公房创作的小说,从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人出发,发出另一种振聋发聩的“探究自我”的声音,呈现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日本社会中,人们的恐惧、不安乃至绝望的状态。同时,其小说创作的主题与核心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探寻,走向面向他者的自我探寻之思。这种着眼于边缘人的独特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一条到达普遍性道路的小说创作方法,也是安部公房进行自我批评和正视整体世界的重要途径。总之,安部公房在其创作的小说中一以贯之地展现了对“自我”的追问,在安部公房离世26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认真思索安部公房在文学上的贡献之时,依然能感受到其小说所具有的启发和警示意义。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安部公房小说创作的局限性,尤其不能武断地认定安部公房已经具备了一整套有关自我与他者的思想体系。追根究底,“自我”是安部公房在小说中使用的主体言说形式,换言之,虽然小说的主人公常常回到自我的内部世界并呈现出对他者的抵抗状态,但安部公房始终也没有探寻出一条寻求变革的行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