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幸福感与健康水平的提升已成为每个城市居民的心愿。各级政府也将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建设健康城市作为民生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宣传口号,代表中国向全世界传播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也为城市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发展方向。而反观城市发展现实状况,形势却不容乐观,“城市病”问题愈发凸显,人们在获取财富的同时,还承受着交通拥挤、空间无序发展等城市问题所带来的额外生活成本,造成个人福利效用的损耗。著名的“伊斯特林(Easterlin)悖论”中提出,国民收入增加到一定阶段后则可能无法继续提升个体幸福感。那么城市是否真的让居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这无疑是一个兼顾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问题。在众多的“城市病”中,拥堵的通勤交通状况无疑是困扰绝大部分城市居民的主要问题之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Daniel Kahneman研究发现,最令人厌恶与最不受人欢迎的日常活动就是上下班通勤。过大的通勤成本不仅带来城市运行效率减慢、能源消耗过度与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可能对城市居民效用产生负面影响。通勤作为居民日常行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与个人的幸福感与健康状况紧密相关。事实上,中国内地居民平均通勤时耗已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城市通勤时耗对居民幸福感与健康效用的影响却鲜少得到国内城市研究学者的科学研究。那么,现有的通勤时间对个人的幸福感与健康状况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已经严重威胁到个人的幸福感与健康状况?同时,居民愿意承受通勤成本的背后动机又是什么?通过承受通勤成本,人们是否能得到其他方面的补偿以维持总效用的平衡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论文共分七章进行探究。前两章为理论支撑部分,通过对城市经济学、交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学等经典理论和国内外通勤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旨在为后续实证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采用空间分析方法与计量方法对通勤时间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以期从整体把握通勤时间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研究基础。第四、五、六章为实证研究部分,采用微观数据定量剖析通勤时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健康状况的影响,并探究居民通勤决策的背后机制,明确住房市场对于通勤成本的补偿状况。第七章对全文结论进行总结,提出改善城市通勤效率等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发展进行展望。各章节内容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详细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文章的内容安排与研究思路进行了概括说明,并介绍了研究数据来源和方法,提出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基于经济学与地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通勤行为相关的经典理论进行整理。同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力求准确把握相关研究的进展和前沿。第三章,通勤时间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610.1)的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城市通勤时间、通勤方式特征以及上海市通勤流、街道建成环境特征。通过采用全国微观调查数据,从社会经济属性视角定量分析个人通勤时间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以上海市为例,考察城市内部空间特征对个人通勤时间的影响。第四章,通勤时间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融合幸福经济学与城市通勤研究相关成果,提出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理论框架,以主观幸福感研究模型为基础,运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和最小二乘法(Odinary Least Square)考察通勤时间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个体间的差异,对通勤时间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第五章,通勤时间与个人健康状况的关系。借鉴国内外健康研究模型,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别从主观健康、客观健康、健康行为和精神状态四个方面,深入剖析通勤时间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考察结论的可靠性,并对通勤时间健康绩效的异质性进行探究。第六章,通勤决策动力机制研究。从住房市场角度出发,结合城市经济学中住房市场与通勤成本的互补理论,通过模型推导提出理论假设,采用全国微观数据和上海出行调查数据从住房价格、住房面积、住房产权类型三方面考察住房市场对个人通勤成本的补偿效应。此外,着重探究住房市场对城市中弱势群体(低技能、低收入及农业户籍人员)通勤成本的补偿情况,试图对城市中可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第七章,结论与启示。对实证分析的核心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最后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个体间通勤时间差异明显,家庭责任显著影响女性通勤时间,职住均衡、多中心战略、土地混合利用等空间政策有助于减少个人通勤时耗。全国尺度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人通勤时间影响较大,且女性通勤时间普遍短于男性。决定男性通勤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个人收入水平,而女性通勤时间的主要影响因素通常为婚姻状况和家庭状况,家庭责任假说得到中国数据的支持。采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城市内部街道尺度建成环境等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城市微观建成环境对个人通勤时间存在显著影响。随着居住地就业可达性的提高,个人的通勤时间不断降低；多中心的发展战略对于个人通勤时间的减少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职住均衡和提高就业地土地利用程度都有助于缩短劳动者通勤时耗。(2)通勤时间对个人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全国尺度的实证结果表明,通勤时间对就业者的个人幸福感已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该影响呈现微弱的U型关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承受较长的通勤时间,但这样的结论并不稳健,绝大多数人都受到通勤时间对于个人幸福感的冲击。同时,通勤时间的增加会显著地降低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此外,通勤时间的幸福绩效也会因个体的性别、婚姻状况、户籍状况和收入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更容易受到通勤时间的负面影响；城市户籍人口相较于农业户籍人口而言,对通勤时间更为敏感；对于自身及家庭总收入更高的个体来说,由于其时间成本较高,过长的通勤时间明显降低了这类人群的幸福感。因此,缩短通勤时间和提升通勤效率是增加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举措。(3)通勤时间显著减少个人健康活动并造成个人负面情绪发生频率增加。通过将个人健康状况分为主观健康、客观健康、健康行为和精神状态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能更为精准地捕捉通勤时间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结论表明,通勤时间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影响个人健康行为与精神状态。通勤时间增加对个人客观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造成身体的短暂不适。而通勤时间对健康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与稳健,表现为通勤时间的增加会带来个人睡眠时长的减少。同时,个人负面情绪产生的频率也会随着通勤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异质性检验发现,男性和女性同样面临通勤时间对于睡眠时长和精神状态的显著负面影响。男性受到的来自于通勤时间对自我健康评价的冲击比女性更大,而女性受到的通勤时间对于精神压力的影响更大。就不同地区而言,无论是对于个人的主观健康评价、健康行为和精神状态,东部地区的居民均受到通勤时间的显著负面影响,说明通勤时间对个人健康的负面影响问题在东部地区更为严重。(4)住房价格对通勤成本的补偿效应显著。总体而言,通勤时间与住房市场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与住房价格。对全国和上海市的实证结果均发现,个人的通勤时间与所居住房屋单价呈显著负相关。与理论推导结果一致,随着通勤时间的增加,居民住房单价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住房市场通过降低住房单位成本对通勤时间更长的居民进行了补偿,从而缩小了拥有不同通勤时间的个体间效用差异。同时,这种补偿关系在不同教育和收入水平下的差异并不明显,说明不同群体均偏好于住房价格上的补偿。(5)通勤时间与住房面积没有显著相关性。通勤时间的增加和住房单位成本的下降会带来居民住房面积需求增加,这一理论假设在全国样本中没有得到验证。通过异质性的考察,发现在城市内部不同户籍人口中,住房面积对通勤成本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对城市中农业户籍的就业者来说,通勤时间与住房面积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通勤时间的增加不仅不会带来住房面积上的增加,反而出现了住房面积的小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面临的劣势局面。(6)通勤时间与住房所有权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在全国总体样本中,通勤时间与住房所有权的关系均不显著。但对高技能劳动力与城市户籍劳动力而言,他们能够获得住房所有权对于通勤时间的补偿。由此能够验证论文假设,对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与能力的人来说,他们会通过增加通勤时间,达到拥有自有住房的目的,反映出中国居民所特有的住房购买偏好。相比之下,城市中农业户籍的就业人口,即使通勤时间增加,也并不能享受到来自住房所有权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