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泰淳是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日本战后派作家,中日双方的研究者迄今多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武田泰淳的战时体验和战后在上海的经历,以及基于这些经历产生的思想,而较少关注其有关女性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武田泰淳是一个对女性有着自己的思考,并对书写女性有强烈欲望的一个作家。武田泰淳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却因为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吸引了大部分研究者的目光,以致以女性为主题的系列作品长期被忽视。该系列作品极具特色,与大部分男性作家将女性视作客体进行书写的他者视角不同,武田是将女性作为叙述主体和观察世界的观看主体,在文本中构建了一个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女性为主导的文本空间。这个空间既能反映整个文本内部世界,也能观照文本外的现实世界。笔者将这一具有女性特质的文本空间定义为作家的“女性视界”。女性书写、女性观、女性视角、女性形象等概念都涵盖在了“女性视界”的语义范畴内。本论文以“女性视界”为研究基调,以武田泰淳的女性主题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分为绪论、本论四个章节、结论三个部分展开论述,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一个男性作家,在文本中构建以女性为主导的话语空间,从女性主体出发去书写、观察、反映文本内外的世界,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二、文本中的“女性视界”是如何建构的,具有怎样的特征。三、透过女性主导的文本空间反映出作家怎样的思想内涵和现实观照。希望本论能充分挖掘这部分作品的价值,为武田泰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绪论部分对中日两国的武田泰淳研究进行综述,并着重介绍其中与“女性”有关的先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武田泰淳的女性主题系列作品的研究价值,对“女性视界”的概念予以界定,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本论部分第一章以文本《圣女侠女》为研究对象,该文本是武田泰淳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以女性为第一人称视角的作品,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武田泰淳“女性视界”的构建过程。文本以“侠女”——“梅女士”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通过“我”的叙述构建了一个具有女性主体性的话语空间。在这个话语空间中有个一直被“我”观看和评价的“圣女”——“玛利亚”,两名女性在文本中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两人的对立结构不仅是对“肉体与精神”、“西方宗教思想与东方侠义精神”的隐喻,其在文本最后的消解更是对二元对立的等级颠覆。这一等级颠覆背后的意义是武田泰淳对女性主体性的关切,对中国侠义精神的“发现”,也是对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日本近代文明社会的解构与批判。在《圣女侠女》这一文本中,可以看到武田泰淳通过构筑一个“侠女圣女”的二元对立使女性彻底成为文本的中心,言说的主客体和观看的主客体皆为女性,男性被边缘化,成为烘托女性主体的背景,由此文本的“女性视界”得以构建。这个“视界”,打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结构模式,颠覆了“男女”的二元等级秩序,具有跨越社会性别界限的解构力量。第二章以文本《杀死情妇》为研究对象,从“女性视界”看战后日本主体性的迷失。《杀死情妇》取材自20世纪50年代初东京连续发生的五起妻子杀死情妇案件。其时正是美国对日占领期,在美国权力机构主导下,日本全面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民主化改革,女性解放运动的社会潮流也由此兴起,连发的妻子杀死情妇案件与这一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因此,对以该系列案件为题材的小说文本《杀死情妇》进行分析时,必须结合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笔者通过查找同时代报刊杂志对案件的报道,以及日本官方妇女组织对妇女民主意识的调查问卷等资料,将同时代媒体报道的叙事与小说文本中的叙事进行比较。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文本中有个与现实中一致的,由报刊杂志上的言论构成的公共言说空间,该空间中的话语提倡妻子杀情妇乃正当防卫,应该被判无罪。文本中的出场人物都是报刊杂志的读者,盲信公共言说的话术,采取与公共言说一致的言说范式,权力通过公共言说逐渐渗透入大众言说空间。最终,文本的视点人物“辰子”本对情妇没有杀意,却因为“妻子”身份而被迫走向杀死情妇之路。“辰子”对情妇由“不杀”到“杀”的过程,即权力透过由媒体构筑的公共空间对个体言说空间进行层层渗透,最终抹杀个人主体性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日本民主解放运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在“女性视界”内得以被重新审视和反思。现实中“妻子”与“情妇”紧张的对立关系通过文本中陌生化的“妻子”、“情妇”形象得以消解,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妇女生活的实态,以及“妻子”与“情妇”矛盾激化的真正原因。进而批判美国占领机构对日本的“文化殖民”导致日本主体性被抹杀,也对女性被权力体制利用而互相伤害这一悲剧展开了控诉。该文本充分体现了武田泰淳的“女性视界”对战后日本社会现实的观照,令“女性视界”具有了现实深度。第三章以文本《女人的国籍》为主要研究对象,再结合另外两部以同一个女性混血儿为原型的文本——《非革命者》、《上海的萤火虫》进行比较分析,从女性视界看武田泰淳的“混血”思想。“混血”是武田泰淳颇有特色的一种思想,也是其认知世界、书写世界的方法论,在诸多创作中都能看到武田“混血”思想的体现。混血儿、混血城市等意象成为武田作品中承载混血思想的符号载体。《女人的国籍》以混血儿女性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我”和“我”的中国人父亲、日本人母亲于中日两国交恶的战时、战后两个历史时期,在上海、东京两个“混血”城市苦苦求生的经历,该文本是武田泰淳“混血”思想的集中体现。混血儿这一身份揭示出“民族”、“国籍”、“人种”等看似属于人的本质属性的符号,不过是将自我禁锢的“外壳”,是权力体制对人施加的分类暴力。混血儿这个无法被分类、被定义的身份,使之遭到体制的排斥,但也相对的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以及可以打破界限的多元性。除此以外,文本透过女性视角,还反映出女性婚后随夫姓、入夫籍的传统对女性主体性的抹杀。将混血儿和女性结合起来设定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赋予“女性视界”双重解构意义,除了颠覆男权中心以外,女性视界还具有了可以打破界限、摆脱束缚的多元性。第四章以武田泰淳作家生涯晚期的两部长篇——《十三妹》、《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女士传》为研究对象,研究武田泰淳的“侠女”视界。两部长篇中的侠女,一个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一个来源于中国现代社会的革命女侠——“秋瑾”。侧面反映出武田泰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情况,以及对同时代中国革命人士的关注,这两方面也是武田泰淳作品中侠义精神的主要来源。两部长篇的写作形式——拟话本与拟纪实文学也很有研究价值。前者是武田基于中国侠义小说浪漫主义情怀之上的想象,试图让日本读者所陌生的中国“江湖”和侠义精神内涵与战后日本社会文化语境结合;后者是武田基于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基础上的想象,力求追寻一个立体而全面的,具有文学性经典意义的秋瑾形象。通过研究这两部作品,可以从女性视界考察武田泰淳“发现”侠女,书写侠女的意义。在重视西方文化价值观,轻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战后社会,武田泰淳通过反复塑造强大有力的侠女形象,希望其能成为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形象般的经典。只有这样,“侠女”才能够跨越文化和国别界限,在日本社会语境中拥有足以对抗西方价值观侵蚀的强大生命力,也可以为生活在战后日本社会的妇女们带去希望和反抗的勇气。两部长篇中的“侠女”将武田泰淳“女性视界”的边界推向了至高的极限,使“女性视界”维度上升到精神层面,具有象征性意义,拓展了“女性视界”的精神高度,再结合前几章论述的“女性视界”的现实深度,最终一个立体、多面向、多维度的“女性视界”得以呈现。结论部分对武田泰淳“女性视界”的建构过程、大致轮廓,构建的意义进行总结,对“女性视界”的特殊性以及丰富内涵进行阐释。为今后课题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