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作为我国乡村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路线,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与参与。近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大幅增长1,有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这为我国居民休闲旅游方式的消费升级提供了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居民对于乡村旅游这种新型旅游方式的期待值也不断升高,2019年乡村旅游人次比2019年提高10%达到33亿人/年。我国的乡村旅游业发展前景可观,仅是2019年乡村旅游收入就已突破1万亿人民币。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建设越发注重乡村资源优势的利用和整合,为了实现乡村旅游的有效经营和快速发展,大量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应运而生。乡村旅游合作社作为村民共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集体合作组织,只存在的意义就是对村内旅游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合理分配,实现对村集体及当地旅游产业的高效管理。目前而言,全国范围以内的乡村旅游合作社组织者们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村情已经探索出了许多合作社运营模式。然而由于我国的乡村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乡村旅游合作社的管理方式还不够规范,利益分配机制也相对不够健全。要想使乡村旅游合作社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还需要在运营管理层面和利益分配机制的设定层面做出许多提升。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出发,运用乡村治理理论和利益分配理论,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合作社经营模式和利益分配的相关文献。并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个已经注册并且开始运营的乡村旅游合作社或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调研,抽取了900名当地社员进行问卷调查及语音采访,最终获得759份有效问卷数据,并结合当地合作社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运营情况对样本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及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分析:（1）通过对合作社组建背景及历史的追溯,将样本合作社合按照出资组成方式的不同,分成了“职业经理+合作社”、“公司+合作社”、“支部+合作社”、“农户+合作社”以及“1+10+N”五种模式。在这五种模式的基础上分别对其利益分配机制的优劣势进行探讨。（2）通过问卷调查及语音采访,分析当地合作社所存在的治理问题,并探索乡村旅游合作社都具有可持续性。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乡村旅游合作社的成立和多种运营方式的使用,为当地村集体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成效,保证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收入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当地脱贫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但由于专业运营人才短缺、对社员及村民的培训严重缺乏,严重影响了合作社对当地旅游产业的经营品质和执行效力。另外,社员缺乏契约精神,使合作社内部联结机制不稳定,合作社运营风险大多转嫁到了合作社核心成员及外部合作资本身上。合作社风控能力弱。现有的合作社内部联结结构是不稳定的,社员和合作社核心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更偏向于“社员旱涝保收,风险领导全担”的情况。（2）在利益分配方面,合作社核心成员或“代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弱化“盈余返还”的分配方式,这一做法在违背国家法律规定的同时,剥夺了社员的合法利益。此外,因为没有设置或者架空“监管机构”,导致合作社的账务信息、运营状况信息不够阳光透明,加大了合作社内部“贪腐”现象的滋生。第三,合作社社员之间由于成员异质性,导致利益需求存在差异,合作社因为治理能力限制,无法约束内部成员的违规行为,损害了集体利益,激化了社员之间的矛盾。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由于我国的乡村旅游合作社起步较晚,现存的文献对这种新型合作社的模式及利益分配机制的研究资料较为有限,并且关于对治理模式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是分开来看的,但抛开利益分配原则单纯谈内部治理,对村民而言是不具有约束力的。本文从经营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两个维度,探究乡村合作社治理的方式,能够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更好地为合作社约束管理社员,提升当地旅游产业运营状况提出更全面的建议。此外,以往对乡村旅游合作社这一特殊类别的专业合作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选取某一特定地点的合作社进行单独探索,缺乏共性的汇总。本文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的10个样本乡村旅游合作社作为研究对象,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全面性。最后,由于经济滞后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往往不能满足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目前的研究资料,对贫困及偏远地区的乡村旅游重视程度还不够,而本文探讨的合作社运行和利益分配机制大多都建立在具有贫困史的村庄内,研究内容符合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