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清中央政府遵循“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边思想，不断地调整治藏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充分体现了“一切政治，悉因其俗”~1的原则。所采取的金瓶掣签措施，遵循的因俗而治的原则等，不仅说明前清治理西藏地方是成功的，而且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国势渐弱，清廷在治藏方面也显得相对疲软。尤其是道光帝重用琦善为驻藏大臣，成为清政府治藏的转折点。由于琦善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在西藏的举措，极具典型性，对研究清晚期治藏政策、驻藏大臣权力的削弱和英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西藏地方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涉及的主要论点是就琦善任驻藏办事大臣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分析他对清朝后期治理西藏地方所产生的影响。琦善(约1790—185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正黄旗人。历任巡抚、总督、将军等职，官至大学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英军船坚炮利为名，力主妥协；并诬陷坚决禁烟的林则徐措置失当，导致林被治罪革职。琦善之表现被后人比作“秦桧”，后因与英人私订《穿鼻草约》，被革职拿问。但很快又带罪起用他为驻藏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