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这里曾经水草丰盛,林木繁茂。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为了发展经济、当地居民环保意识低、以及立法不足等原因,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从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后,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因为生态环境是我们生存和长久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学家认为环境和整个经济是不可分的,环境恶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基于某些社会的经济原因,是由于人们的行为和制度安排出了毛病。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是当前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其核心在于使环境与发展两大社会目标能够实现共赢,最终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建立制度平台。对酝酿中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进行全面的经济学分析,是保障制度中性的必要理论准备。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世界各国都相继实施了应对措施,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能源材料基地、粮棉墓地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扶贫开发,这些开发无疑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主要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能源作为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其实是一种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枯竭破坏为沉重代价的“增长”,严重威胁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威胁着西部民族地区的长远生存与发展。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地区分割、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这是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的制度性成因。国际社会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摸索环境管理模式的创新之路,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修订开始,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在探索设置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的路径。目前我国区域性环境行政机构在设置模式、机构职能以及组织体系等都存在缺陷。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加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的立法,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得我国西部环境保护立法陷入困境。本文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和环境背景入手,明确研究意义,结合国内外环境立法状况和我国西部环境立法以及外国偏远地区环境立法的状况,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立法展开分析。本文的主要框架从第二章西部环境保护立法现状开始的,本章主要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西部环境立法现状与核心问题、以及西部环境立法的现状展开论述,主要是为了表述西部环境立法的必要性。第三章是说西部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先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住制度同构开始,然后对西部环境违法犯罪与惩罚的理性选择分析,最后又认清西部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从而认识到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立法的困境。第四章西部环境资源法制的创新,本章是文章的主要结论与创新之处。结论主要体现在西部区域性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的组织法完善和自然资源权属制度的完善;强化西部投资政策的宏观调控、建立西部区域环境补偿制度以及实现西部环境资源标准的国际化。将以往分散的研究结论归为一个框架,系统思考西部环境立法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