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我国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的一次纵向集权，由此形成了我国的制度性财政分权，即搭建了一个“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框架。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行政管理体制、社会文化传统、改革承受力等诸多条件的制约，1994税制改革后的财政体制只是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中间形态，我国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　　在对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问题的研究中，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立场形成的，其核心在于运用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框架来探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尤其是县乡级财政的困难，认为我国中央地方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其解决方案主要是继续深化分税制的改革（根据税种性质重新调整而构建的各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保证地方政府拥有稳定、持续和充足的财政收入。主流文献的相关研究是规范的，其结论和对策也是合理的。但是，仍然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第一，作为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我国缺乏财政分权所应具备的关于财政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的规定。第二，先前的研究过于偏重“财政收入”。然而，正如马斯格雷夫、奥茨等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所示，财政支出职能在政府层级间的配置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效率。如果忽视财政支出的引致作用，不重视财政支出的控制，那么，任何财政收入政策的改进都将失去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本文选择了“地方财政支出的治理改善”这一角度，从微观层面上对财政分权进行一定的探讨，以期寻求改善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有效途径。本文将我国财政体制中的基本单元——“地方”作为研究对象，这将便于在宏观框架和过程不明确的条件下通过对于“地方”的考察而总结一般的经验和模式，再借助我国改革进程中的“试验推广”方式加以扩散成型。同时，对于地方财政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支出”方面，即以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的考察为基础，将研究重点放在治理问题上。　　本文首先回顾相关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对于地方财政支出治理中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包括“地方财政支出管辖区的确定”、“地方财政支出优化”和“地方财政支出监督”。　　对于“财政支出管辖区”问题的讨论。以最适政府规模和最佳财政社区为理论模型，围绕关于我国财政管辖区设置的现有观点——“三级行政、三级财政、行政财政相一致”及不同意见进行展开，重点地分析了“增加省级行政区划”和“提高县级行政区划地方”两种方案，从管理能力、规模经济、历史沿革等因素考虑提出了增加“市级行政区划”作为地方财政管辖区的建议，描绘了“增市”的基本路径: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和地域相邻的县合并为市或由县兼并邻县的乡镇提升为市。针对于现有的“纵向划分”观点，将以上政策建议总结为“扁平化”方案。　　对于“地方财政支出优化”问题的讨论。以英国学者巴斯特布尔提出了的受益、行动和技术三原则为基础，对于世界银行“按政府级别划分支出的可能的分配办法”和Anwar Shah“财政支出的概念性基本划分”进行总结，认为经济规模、经济范围、收益成本的外溢、政治干预、消费者主权、部门选择的经济评估等都是划分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于地区（北京、湖南）和领域（教育）的财政支出状况分析，认为支出责任模糊、支出效率低下、支出不平衡以及预算外、体制外和追加支出的大量存在是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问题，而产生原因在于我国实际的“经济联邦制”下的软约束和公众监督、评价机制的缺乏，进而提出了框架性的优化建议:有步骤的改善支出责任划分、确定支出项目和标准、实行地方财政支出的绩效预算等。　　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监督”问题的讨论。文章认为分权是实现财政监督的先决条件，一旦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决策单位，上级政府就不再为其承担“无限责任”。而“监督”最先开始于地方财政监督的原因，也在于地方居民更为关心和自身利益相关的地方事务，获得相关信息的成本较低;地方居民也应当通过参与地方支出监督，学习参与更为广泛的地方事务和更高一层级事务的能力。针对我国财政监督在内容、方式、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充分考虑到流动性限制和地方承受力，主张依托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用手投票”，构建了以完善法规、完备主体、加强审计、增进透明的制衡体系。　　但是，由于地方层面的相关数据（尤其是更为全面的数据）在收集上存在相当的难度，以及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知识上的欠缺，目前的研究还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同时，在地方政府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中央-次中央-地方三级财政体制之间的传导机制和运行规则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地方财政所处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