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儒刘宗周在哲学上多有创见,主旨在于道德理性本体的重构,在宋明理学发展史和浙东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面对明末王学末流蹈空之弊,刘宗周张扬心性论,提升道德精神,建构具有道德形而上学意义的道德哲学体系,与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德决定论相暗合.同时,刘宗周将心性论推演到对道德之善与恶的重新审视,以时间性、历史性的笔法由道德记述走向历史评价,具有道德史观的历史思维模式,集中表现于《人谱》中所创造的"人格列传"的新的史学撰著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写史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刘宗周讲究学以致用,由对道德哲学的思考而注重社会践履,形成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社会历史观:积极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人的自然之心、个别之心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形成了"心性史观";对现实社会生活给予极大关注,悉心处理普通大众与上层统治者以及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民本史观";以学术之变应现实社会发展之变,努力从"通古今之变"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作为哲学家的刘宗周晚年编纂了他平生唯一一部历史著作《中兴金鉴录》,该书反映了刘宗周学术兴趣和焦点的转变以及其历史方法论的形成.就刘氏的历史哲学意识来说,这一历史方法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选择历史事件要以其"历史性"为依据、认识历史事件的方法是对其"历史性"进行"具体的解悟"、评价历史坚持"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相统一的准则.明清之际社会转型,学术也随之转型,刘宗周开创的蕺山学派发生分化,而这种分化史从宗周始,因为他的学术思想中内蕴着从心性之学向历史哲学意识的裂变.关于刘宗周历史哲学问题的研究既是将刘宗周之研究向纵深推进不可或缺的环节,更是研究刘宗周与浙东学术的关系、刘宗周与黄宗羲师徒学术思想递嬗的内在必然性及明清儒学的整体变迁等问题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