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科玄论战”引发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以来第一场人生观问题的激烈讨论。科学派主张科学足以解决人生问题,以否定传统玄学之价值。玄学派则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在科学派与玄学派对待人生问题的尖锐立场之外,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提出了具有调和论色彩的淑世主义人生观。杜亚泉毕生致力于科学普及之工作,思想认识不输于当时的科学派成员。在文化上,他坚持民族文化的本位性,亦不输于当时的文化保守派成员。在人生哲学乃至文化问题,他是不分科学与玄学之优劣,而是主张兼容并蓄,共同促进中国人的人生问题的解决。他的人生哲学,紧扣中国哲学的命门“生命”二字,并大胆借鉴与吸收当时流行的西方生命主义、实用主义思潮,运用机体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了一套具有创造进化色彩的淑世主义人生哲学体系。论文从杜亚泉人生哲学思想的现实根源与理论源头入手,探讨杜亚泉人生哲学的形成原因,接着着重分析杜亚泉人生哲学的思想体系,围绕人生目的论、人生实践论以及人生价值论展开。通过对“本务”“德”等概念的分析,以及“致知”、“正心”“养性”、“立志”、“养气”等修身方法的研究,得出杜亚泉人生哲学基本秉承了传统德性主义人生哲学路线,与之同时,研究杜亚泉的淑世主义人生观,即改善主义人生观。它是一种对两种极端人生观,即对“厌世观”和“乐天观”的调和折中,是一种温和渐进式的调和主义人生观。杜亚泉的人生哲学,融摄中西,调和科学与玄学,折衷古今中外诸家诸派之学说,“执两端而取中”,为中国现代人生哲学的转折与复兴开辟了一条富有生机的新道路。杜亚泉的人生哲学试图超越“科玄论战”中科学与玄学在人生问题上的二元对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不仅是“科玄论战”的总结与升华,而且对于当今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建构合宜的人生观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