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1954—)是当代以色列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其小说结合了后现代的叙事风格与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道德观,致力于展现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与当下境遇,描述个人与集体亲历的创伤。格罗斯曼笔下的创伤堪称人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同时也根植于作者本人的现实生活。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大屠杀梦魇与巴勒斯坦地区炮火纷飞的生存现状极大地刺激了格罗斯曼,这些情感体验投射到作者的小说作品中,就形成了格罗斯曼创伤叙事的三大主题——屠杀与战争带给犹太人的杀戮创伤、创伤的代际传播给儿童造成的心理阴影以及以色列公共政治对个体生命空间的侵噬。格罗斯曼笔下的创伤事件具备着极其强烈的残酷性与荒诞性,它们作为受创主体记忆之中的“异质”与“他者”,既折磨着受创主体,又难以被其真正理解与接纳,从而在叙述层面存在着难以言说与不得不说的悖论。此时,选择合适的形式呈现创伤就成为了叙事进程的重中之重。格罗斯曼在小说中选择了双向位移的叙事进程与嵌套性的叙事方式,使得受创主体突破了言说创伤的困境,实现了情感的宣泄与记忆的重建。与此同时,作者还借助儿童、女性与创伤施加者这三类区别于创伤主体的他者视角,对应呈现了另类角度下的成人创伤、男性战争创伤以及受难者层面的创伤,从而保证了创伤叙事的完整性、丰富性与多元性。小说的时空结构能够服务于作者的叙事目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凸显人物遭受的精神创伤,格罗斯曼采用了碎片化与追溯式的时间结构与对立式的空间结构,这一安排既强化了创伤的破坏力,也突出了创伤治愈的最终结局。格罗斯曼的创伤叙事不局限于创伤的呈现与哀悼,灾难过后如何重建个人与集体的生活秩序也是作者企图表达的重要内容,这其中既包含着创伤治疗的方式,又囊括了创伤治愈的意义。格罗斯曼主张通过叙述与交流治疗创伤,期间也伴随着对个体生命意义与爱的价值的肯定与弘扬。创伤的治愈意味着受创主体幽闭的心理秘穴被彻底粉碎,此时理性的复归便带来了对世界本质性存在的诸多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格罗斯曼既超越了种族的局限,又探究了人性的复杂,其中渗透出的理想色彩与批判精神集中体现了作者人道主义式的社会担当,同时也成为了格罗斯曼创伤叙事作品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