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保障我国经济发展和巩固社会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企业的投资决策是其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推动力,企业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决定来了其未来的成长性和竞争力。党组织参与是我国国有企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中,会对自己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其政治核心作用和作为国有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的巨大作用。本文以我国国有企业这一独特的管理方式为出发点,通过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讨论了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的产生影响的因素和党组织参与的方式和作用机理等理论基础,借鉴张璐芳和朱国泓(2014)的模型,建立了国有企业股东和国有企业高管、党组织和国有企业高管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党组织未参与情况下和党组织参与情况下公司的投资决策。结果表明,当党组织未参与时,国有企业高管更倾向于选择规模投资,而当党组织参与时国有企业高管会更倾向于选择研发投资,基于此提出了本文的实证假设。模型的最后建立国有企业和国有高管的期望收益函数,通过求解得出党组织监督企业投资决策的概率和企业选择规模投资或研发投资的概率会相互影响。其次,本文采用2013-2015年994个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的对象,参照丁永健等(2016)的研究,把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分为规模投资和研发投资,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对国有企业规模投资和研发投资的影响,得出党组织参与会减少国有企业的规模投资,增加国有企业的研发投资的结论。另外,通过进一步分析,把样本分为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发现党组织参与对地方国有企业规模投资的抑制作用和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对中央国有企业规模投资的抑制作用和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再把党组织的参与方式分为“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党组织参与管理层治理”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和“党组织参与管理层治理”对国有企业规模投资的抑制作用和对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都显著,而“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对国有企业规模投资和研发投资的影响都不显著。最后,本文从加强党组织参与、推进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完善国有企业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和激励制度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