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的案件愈来愈多,这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十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解释”、“意见”、“答复”等文件,对民行交叉争议的诉讼模式、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不断探索。直至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订,才终于确立了在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诉讼途径,具体内容体现在第61条之中。随后,为了更进一步规范法院的审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专门对一并审理请求的提出时间、管辖问题、超期起诉的处理、禁止适用情形、立案和审判组织、适用法律、裁判及上诉、诉讼费用等方面进行规定。截至2022年4月底,民行交叉案件一并审理制度已经实施了7年,那么,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达到了立法预期,是否有效提高了诉讼效率、达到实质性化解纠纷的效果?在一并审理的过程中是否出现制度缺漏或者规则冲突的情况?为考究司法实践中一并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本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展开研究。首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搜集文书样本,并从中筛选出419个行政裁判文书样本和12个民事裁判文书样本,梳理案件适用范围、适用概率、当事人申请一并审理的情况、法院具体的适用情况等,对一并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有整体了解。然后,对上述案件数据进一步分析,却发现实践中该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三个问题是:第一,法定适用案件范围无法满足司法需求,导致其他许多民行交叉的案件不能一并审理;第二,民事争议一方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实务中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其“利害关系”进行认定;第三,法院怠于向当事人释明可以一并审理,没有发挥指引当事人选择合适诉讼途径的功能,且当事人以“法院不予释明”为由提起上诉的,二审法院的裁判也大有差别。针对法定适用范围过窄的问题,通过将民行争议之间的关系类型化,一种争议的解决是另一种争议的解决基础时才可以适用一并审理,这样有助于消除立法中以列举方式限定适用范围的弊端。针对民事争议一方当事人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认定问题,由于我国立法和学理均未能形成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标准,因而尝试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对民行交叉争议中行政第三人的利害关系进行认定。针对法院怠于释明一并审理且其怠于释明的后果不明问题,依据当事人失权理论和司法克制理论,充分说明法院及时行使释明权的必要性,分别阐述立案受理阶段、审理前准备阶段和开庭审理阶段法官释明权的具体运用,并明确法官应当释明而未予释明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