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对当代西方文论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其“新审美”批评,是在与其他批评流派就审美、作者主体性以及经典等相关问题的论争中逐渐形成起来,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对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特质及其意义价值,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布鲁姆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审美转向”潮流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其文学批评特质的主要方面来看,可以归属于“新审美”批评。本文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参考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布鲁姆批评论著进行研读和梳理,对其“新审美”批评的主要理论命题和观点加以系统观照、概括和阐释,以求揭示其“新审美”批评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并探讨和评析其理论价值。论文主体部分拟分六章进行探讨研究。第一章主要探讨布鲁姆“新审美”批评对西方批评传统的吸纳。布氏“新审美”批评的理论来源较为庞杂丰富。其中,既有传统文论,也有非文学性的理论学说,如卡巴拉的文本阐释策略。布鲁姆善于从批评传统中发掘具有当代价值意义的理论资源,以解决当代西方文论中存在的问题和满足自身批评实践的需要为目的,对传统资源进行改造创新。唯美主义诗学、浪漫主义诗学、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司和心理防御论、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以及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重要的理论来源。第二章主要探讨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特质问题。布鲁姆在吸纳改造传统理论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新审美”批评。审美、对抗以及主体内向,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关键词,代表着其文学批评的独特品质。这些品质不仅是区分布鲁姆与西方传统审美批评,以及当代其他批评流派的重要标识,还体现着布鲁姆对文学的独特认识与理解。通过概括、提炼布鲁姆批评理论的观念,系统阐释审美、对抗以及主体内向的理论内涵,可以为进一步阐释其“误读”论和文学经典论,深化对其重要理论命题和批评实践的认识提供依据。第三章主要从“新审美”批评的视角探讨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误读”论是布氏“新审美”批评中具有一定体系性和逻辑性的重要理论学说,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如逆向性影响、超越式焦虑以及“误读”。这些理论命题既体现着布鲁姆对西方批评传统的吸纳,也蕴含着其“新审美”批评的特质。在该理论中,逆向性影响与超越式焦虑是后辈诗人“误读”的内驱力,而“误读”则是其获得诗人身份以及审美的重要途径。“误读”论中的“误读图示”,是布鲁姆绘制的一幅集修正主义辩证法、修正比、心理防御、诗歌想象以及修辞手法为一体的,以揭示诗歌创作隐秘为目的的复杂图示。第四章主要从“新审美”批评的视角探讨布鲁姆的文学经典理论。经典论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后期批评实践的理论成果。在“新审美”批评的整体框架中对其审视,可以发现布鲁姆文学经典理论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它延续了布鲁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时期坚持的审美立场,在“误读”论的建构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审美的新启示,即审美具有陌生和对抗特性,与崇高具有可通性。此外,布鲁姆还以陌生性审美为评判标准,以对抗性经典生成为基础,建构了以莎士比亚为核心的西方经典谱系。第五章主要探讨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实践。批评实践,是布鲁姆理论主张得以形成和阐发的主要途径。布氏的批评实践,由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经典批评以及宗教批评组成。他继承了唯美主义的鉴赏式批评传统,对诗歌、戏剧、散文、小说以及宗教文本,进行着以审美、对抗和主体内向为主要特色的审美批评。布鲁姆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个体行为,是批评家张扬个性和表现自我的活动。因此,他的批评实践,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其对文本的再创造,也就是他推崇的“误读”。第六章主要对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进行评析。布鲁姆在与其他批评流派论争,以及对传统理论资源的吸纳改造中,逐渐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审美”批评,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去审美化”和“去作者化”趋势中,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本章通过对布氏“新审美”批评的整体性研究,在比较中探讨其对审美的坚守与开拓、对作者主体性捍卫方面的价值,及其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策略以及经典标准、经典生成和经典普及策略的启示。由于“新审美”批评是布鲁姆在论争中形成,并非是其自觉的理论建构成果,其中不免有其自身的局限。对作者主体性的过度强调,使布鲁姆“新审美”批评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对文本间“误读”关系的过度重视,使其文本分析陷入了语义游离的困境。综观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可以发现,在当代西方文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布鲁姆坚持发掘批评传统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对传统资源的吸纳中捍卫着文学研究的纯粹性,坚持着审美以及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对其“新审美”批评进行整体性研究,既可以丰富对其文学批评的认识理解,也可以从中获得有助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