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器官短缺为中心，以器官来源为基点，以国家责任与国家义务理论为指导，以人权尊重、保护和实现为价值追求，根据翔实的数据资料，剖析了人体器官移植中的立法问题（立法思想、立法原则、立法内容、立法与社会现实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立法的现实选择）、器官来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价值、国内和国外解决器官供体短缺问题的思路和模式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揭示国内和国外立法的缺陷及其问题的根源所在，通过逻辑分析和客观评价，提出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原则和法律规范的设计方案。　　论文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人体器官移植概述　　首先对人体器官移植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分析器官移植作为一种纯医学科学技术手段是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它的实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和健康，从而也就保障了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实现，具有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并对国内、国外人体器官移植现状先后作了介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着器官供体严重短缺现象、地下器官买卖非法交易十分活跃以及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所带来的猖獗的器官犯罪活动。在人体器官移植中，器官严重短缺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器官买卖和器官犯罪也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讨论到器官短缺问题就必然牵涉到器官的来源问题，即人体器官移植中的器官来源分类和来源方式问题。人体器官移植中的器官来源包括活体、尸体、胎儿（即无脑儿）以及特别的死刑犯供体。人体器官移植中的器官来源方式分为四类:1.合法来源的方式——自愿无偿捐献活体或遗体器官;2.法律灰色地带的来源方式——器官地下买卖交易;3.非法来源方式——以犯罪方式获取器官;4.国家强制征收死者器官。　　第二章关于器官供体来源的社会心理基础与价值分析　　根据人体器官来源主要通过捐献、交易、犯罪和国家强制征收这四种行为方式来实现。这四种行为方式即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心理，也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时其行为结果也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第三章国际组织、国外器官移植来源立法及其社会效果评价　　器官移植尽管具有医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但与器官移植相关的行为却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立法者要做的是如何在立法中保持器官移植的正面价值，控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切实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以获得良好的医学效益和社会效益。　　。　　第四章中国器官移植立法及其社会效果评价　　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是在西方国家的医学技术的引导下开展起来的，中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也自然是在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制理念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但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大陆地区法律制度的发展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五章破解器官短缺问题国家义务模式的法理透析　　不同国家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规范人体器官移植，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性机制来保障其法律制度的运作功效。但是，不同国家法律制度在解决器官短缺问题方面的社会效果却不同，其根本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各自选择的国家义务模式的不同。不同的国家义务模式导致了不同的器官来源方式的选择，进而导致了器官来源率程度上的差距，因此，选择合适的国家义务模式就成了解决器官短缺问题的关键。文章对国家义务的概念、理论、界限、特征、内容、类型以及国家在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进行了介绍与解释。并分别对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以及伊朗不同的器官移植国家义务模式选择进行了法理透析。　　此外，对中国港澳台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器官移植国家义务模式进行了法理透析。　　㈠中国港澳台地区器官移植立法的政府义务模式的法理透析　　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器官来源短缺问题上同样采取政府义务有限履行模式，对人体器官来源进行规范，以解决器官短缺问题。其立法的价值底蕴是遵循个人权利至上，兼顾社会利益观点。地区政府充分考虑到了器官提供者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与现代人权理念的吻合性，但在开拓器官来源渠道方面，地区政府的工作却有所缺失，因而也同样忽视了对保障患者生命健康权实现义务的履行。　　㈡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国家义务模式的法理透析　　中国大陆在器官短缺问题上采取的模式与中国的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一致的，经历了由原来的国家义务不履行模式向国家义务有限履行模式的转型。这个模式的价值基础是人权保护和社会利益并重。国家不再把器官来源处于放任状态，国家在制度设计和运作机制的建构中，注重人体器官的合法来源，提倡捐献行为，禁止器官买卖。国家虽然考虑到了器官提供者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但在开拓器官来源渠道方面，只注重控制除器官捐献行为方式以外的其他来源方式，而不重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实现，因而器官短缺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第六章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制度模式的现实选择　　该部分提出了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立法原则和法律制度的设想。　　首先，提出国家义务模式的应然选择——由有限履行模式向充分履行模式的转变。㈠理念上的更新、重心上的转移、机制上的重构上完善现有的国家义务有限履行模式㈡逐步实现向国家义务充分履行模式的转型。　　其次，阐明其优越性和可行性，坚持理想与现实交融的理论原则。㈠人权均衡保障原则㈡国家义务合理履行原则㈢国家承担法律责任原则。　　最后，提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　　㈠建立国家控制下的有偿捐献制度。国家控制下的有偿捐献制度的经济支付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捐献人因器官移植而产生的费用的支付，这部分费用不应该由捐献人支付，而应该由国家支付;二是对超出捐献人器官移植费用的那部分奖金的支付，这部分资金属于对捐献行为的奖励，是捐献行为的精神收益。三是给予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在日后需要器官移植时的优先获得器官供给权。国家对捐献行为的奖励只有包括了上述内容才算公平合理。　　㈡建立国家控制下的有限交易制度。这个制度与黑市交易最本质的区别是它的国家控制性和合法性，交易行为完全是在国家设立的专门行政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下进行和完成。在交易当中，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不仅充当中介人的角色，为买卖双方提供法律服务，帮助双方当事人合法、顺利、安全地完成交易，而且对双方当事人的交易行为进行程序性的管理和监督，如:对交易的条件进行设定，对交易价格合理性进行指导，对标的物的质量进行跟踪和检测，对标的物来源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和登记。通过这些制度的设计来保障交易目的的善良性和扩大器官来源的途径，并以此遏制非法器官交易的进行。　　㈢建立国家司法救济制度。1.对犯罪伤害的救济。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应尽的国家义务和国家责任。2.对器官移植受体非法获得的器官予以确权。国家要尽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在被害人拿不到犯罪人的经济赔偿的情况下，给被害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同时，国家又要对接受人所移植的器官进行权利的确认，承认接受人对移植器官的所有权，并与其生命健康权和身体权融合为人身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禁止任何人的非法伤害。　　㈣建立阶梯式的国家资金支付制度。按照价值阶梯的高低，对不同的器官来源给予不同的经济待遇。就器官移植而言，其来源主要通过三种行为方式:捐献行为、交易行为和犯罪行为（包括灰色行为）。就价值判断来说，捐献行为的社会价值最高，交易行为次之，犯罪行为最次，为行为无价值。对捐献行为而言，国家应给予一定的经济待遇，以示奖励。同时，为了提高社会的自愿捐献率，国家还应给予上述提及的各种优先待遇，彰显对捐献行为的尊敬。对于交易行为而言（指通过国家控制下的合法交易），由于出售人已经取得相应的对价，国家不予任何经济补偿，器官出售人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其他优先待遇，显示国家对这种行为的不鼓励态度。对通过犯罪方式获取器官的行为，如暴力、诈骗、非法交易等手段，国家不仅要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且要没收犯罪所得并对犯罪行为人处以罚金和没收财产，使行为人得不偿失，显示国家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态度。通过国家阶梯式的资金支付制度，可有效地提高合法器官的来源。　　㈤建立国家控制下的有限资助制度　　为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生命健康权的实现，国家还应当建立有限资助制度，帮助弱势群体中的患者获得所需的器官，保障其不因为经济上的贫困而丧失生命和健康。这项制度主要包括:　　1.资助对象的有限性　　资助对象必须是符合国家所设定贫困标准的穷人，富人不能享受任何经济资助。具体做法是:当穷人因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时，如果找不到所需的捐献器官，而又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所需的器官的情况下，穷人可以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资助申请。经审查批准后，穷人可以拿到一笔资金在国家的控制下购买自己需要的人体器官，以恢复其生命健康。　　2.资助比例的合理性　　国家对贫困群体的资助应该符合比例合理性原则，即国家应该根据贫困人群的贫困度，设立若干等级的资金资助比例。当贫困患者提出资助申请时，国家相关行政机关首先应对贫困患者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不同的资金资助。对于确实没有任何支付能力的最贫困的患者，国家应给予全额资助;对于有一定支付能力的贫困患者，国家在评估后可补足资金差额的部分;对于可以通过自行努力能够解决资金来源的贫困患者，国家不予任何资助。　　通过上述五项制度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器官短缺问题，保障人们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保护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