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尽管明清时期，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地位早已丧失，但厚重的文化传统仍是其社会运行无法避免的历史情境和可资利用的丰富资源。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尤其大量移民的迁入，加快了洛阳社会的发展。明中叶的洛阳社会日趋繁荣，士绅阶层力量大增，发掘传统资源、建构地方文化的行动随之活跃起来。他们模仿先贤结耆老之会，筑别墅，种花木，徜徉诗酒，优游林下；用河洛传统儒学调和阳明心学，立会讲学，砥砺品性，推行教化。会社增进了地区文人的联系，对地方社会产生诸多影响。士绅还积极投身书院、水利、桥梁等公共事务，并通过树立儒学典范、光大地方先贤崇祀来建构地方文化和象征体系。结社、讲会和各种地方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使得晚明洛阳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明末洛阳水旱频仍，兵火不断，危机四伏，赈济灾荒和稳定地方秩序成为士绅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与地方官员通力合作，绘饥荒图说，为劝赈檄文，一面力请朝廷蠲免钱粮，发帑散赈，一面捐献钱财，救济饥民，并修城练兵，极力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吕维祺、王铎等乡宦还充分利用权力声望和地方舆论，要求减免赋税、平均差役、豁免浮粮，大力维护地方利益。该文的研究说明，乡宦作为士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经验与社会关系网络，使得他们对地方社会能够产生较普通士绅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入清之后，由于政府的打压和限制，官方势力大增，士绅从诸多地方事务中“退场”。不过他们很快找到新的领域和象征资源，致力关林修建和祭祀成为士绅保持权威和实施影响的重要方式和运作策略。清代士绅也热衷宗族文化建设，并促进了洛阳宗族文化发展；与华南等地的典型宗族相比，洛阳宗族更多地带有文化观念和象征表达的意味。清中叶以来，在许多地区绅权重新高涨的潮流中，洛阳士绅的数量和权力却迅速削弱，在捻军起义和晚清灾荒赈济中，士绅都未能给予有效应对。晚清洛阳地方权力格局日趋复杂化，呈现多种权力相互交织的局面，却又缺乏真正能够对地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主导力量，这种社会权力结构特征加剧了地方社会运行效率的降低，与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众多因素一同造成近代洛阳社会的失序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