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全球公民社会兴起后,非政府行为体逐渐登上全球治理舞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推动了传统公共外交向具有行为主体多元化特征的“新公共外交”转变,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日益重要。2010年韩国提出“从文化外交转向公共外交”的规划后,逐渐发展出政府主导的“一轨公共外交”与非政府行为体参与的“二轨公共外交”并行的双轨公共外交结构。对2010年至2018年韩国企业、智库、媒体、高校、侨民等非政府行为体对华公共外交实践的分析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对华公共外交实践中,韩国企业通过产品服务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活动与中国民众互动,智库则为两国学术界交流架构了桥梁,影视作品、社交媒体以及媒体从业者间的合作是韩国媒体对华公共外交的主要途径,在华韩人、中国朝鲜族、民间团体等行为体是韩国重要的对华公共外交资源,庞大的留学生群体与韩国国民也发挥着影响力。通过对以上行为体公共外交活动的分析,本文认为韩国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内生力源于韩国特殊政治民主化历史与民族主义情绪,又因朝鲜半岛大国力量林立的分裂状态等外部因素而不断发展,中国对韩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使得韩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采取灵活、妥善的外交方式。由此总结出韩国非政府行为体对华公共外交具有一般性战略与特殊性战略相结合的战略特点,并且十分重视中国精英的作用。最后,本研究认为中国应进一步充实公共外交结构,非政府行为体需得到更多的重视。在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的合作权力边界上,政府适度放权,提高非政府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自主运作能力的同时,应坚持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完善监督机制,为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提供制度化的保障,实现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