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反传统”的旗帜不时被举起,另一方面是“传统”也时而成为现代文学召唤的对象。而“屈原”作为传统的一个“文化符号”,他在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形象建构,不但呈现出学术、文化和政治等多重面相彼此交叠的状态,而且清晰地折射出了现代文学与传统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同时蕴含着丰富的现实意味。本文将以屈原形象的建构为焦点,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屈原形象所经历的一系列变换及其变换背后的深层动机。20世纪初叶到“九一八”事变之前,在启蒙与救亡两大时代主题的相互碰撞、纠缠中,启蒙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纷纷将“屈原”作为宣传的“工具”,选择屈原形象的不同侧面建构出迥然不同的屈原形象。具体来说,启蒙话语一方面将屈原视为传统纲常名教的符号进而严词批判,另一方面又将屈原塑造成个人主义的先声并给予毫不吝啬的赞美。民族主义话语则随着民族国家安危越来越迫切逐渐成为构建屈原形象的主流话语,不仅是悄然将“忠君”置换成“爱国”,而且诸多早期注重屈原个人的、文学的层面价值的塑造也都转向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的层面价值的塑造。四十年代诗人节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关屈原言说的高潮,“屈原”转而成为了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途径”。战火的蔓延迫使知识分子们对自身身份的定位顺应着环境做出调整,他们共同建构出诗人节这样一种回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建构自我形象。而通过突出屈原民族文化英雄的身份,“更新”端午节内在文化意蕴的同时又达到了增强民族认同感,增强抗战信心与决心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节的“众声喧哗”中,屈原的形象呈现出了诸多面相,还出现了屈原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文学弄臣”等诸多争论。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对屈原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系列颇具意味的变换。“屈原”作为他批判社会的“武器”,他依据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选择塑造并突出了屈原形象的不同侧面,并先后呈现出“爱国诗人”“民族诗人”“革命诗人”和“人民诗人”等形象。而郭沫若有关屈原的研究和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之间也存在着双向互动。历史剧《屈原》对屈原形象的建构呈现出了“传统化”与“现代化”、“学术化”与“虚构化”相互交织的特征。闻一多秉持着文化国家主义的思想,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资源。同时,他还从五四的遗产中继承了对个人主义的张扬和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与挖掘。而这些思想正融汇于他对屈原形象的阐发之中。闻一多不但凸显屈原的“孤高与激烈”而否认用“爱国”来定义屈原,而且坚持从个人价值层面和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层面来阐释屈原的“人民诗人”身份。而《＜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不仅是他将《九歌》研究成果投入创作中实践的典范,更是他为“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做出的切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