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整理的思想及相应的行动由来已久,但到了21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土地整理在表述上转变为“土地整治”,其目标突破了传统的农地整理范畴,将对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村庄整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土地整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相结合,成为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土地整治由此为地方政府大规模改造乡村铺平了道路。而目前学界对土地整治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专业应用领域,其他领域的研究则往往将之作为无关紧要的政策前提,而遮蔽了其实质、内涵演变、运作机制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一技术性项目的社会学研究,试图发现蕴含在土地整理中的社会意义和政治经济逻辑。本文采用国家—市场—农民的分析框架,通过访谈法和半参与式观察法,以皖南一个产粮大县作为研究单位,对一项土地整治项目进行过程研究。研究发现该县借上级分派的土地整治任务,化压力为机遇,申请土地整治项目,积极招商引资,发展规模化现代农业,并通过土地整治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破解工业发展、城市扩张的“土地瓶颈”。戴村正是在地方政府与下乡资本的联合干预下,于2012年开始了“整村推进式”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和村庄拆迁。这一强制推进的国家工程使农民脱离自己的土地和居所,改变了农业的经营模式,并肢解了村庄。通过对戴村土地整治项目的描述分析,本文试图呈现“土地整治”这一原本是看上去具有建设性的政策设想如何在地方实践中变异,成为对乡村的摧毁性的力量。同时在理论上突破传统农民学研究的国家一农民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指出国家、农民各自的利益分化及国家、资本、农民三者间多向复杂的关系。论文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交代研究缘起,并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指出其中的不足,说明本文的研究主旨和方法；第二章以时间的顺序介绍了自民国以来土地整理的初衷、本意与变异的过程,以及近年来中央政府土地整治任务的分配；第三章在上一章的背景下,介绍了地方政府借申请土地整治项目化压力为发展机遇,以及资本参与项目发展现代农业的多重目的。四、五两章分别对戴村的土地整治项目的两项内容：农田整理和村庄整治进行过程性的研究,其中第四章分析了土地的平整和大规模流转的过程及带来的“去小农户化”后果；第五章介绍了集中居住的实施、引发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村庄空间、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解体。第六章为结论部分,总结分析了土地整治的变异过程、变异原因,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