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意味的小说，政治意识形态借助权力话语对民间的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的强行改塑，意味着公有制的伦理价值观念对乡村千百年来信奉的私有制观念和宗法伦理观念进行压制，使其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其实，这两种伦理价值观念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当作家深谙彼此的优长与缺陷却又必须在小说中通过形象化的叙事方式选择其一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综观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作家一般是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对民众的不合时宜的伦理观念进行批判的，但在文学创作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氛围下，或是在极左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之下，作家也会采取反讽的方式，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隐晦曲折地表达异质的伦理观念。这样，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意味着在采用叙事伦理的视角观察与分析的时候，就需要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尽量作出比较合乎研究对象的界定。本论文采用的叙事伦理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叙事者在环境描写、刻画人物、结构情节的安排、修辞手法的选择等方面体现出的一种伦理价值观念，二是在作家为什么这样写的动机背后显示出的一种伦理诉求，三是作家选择的不同的叙事方法所体现出的一种伦理意识。所有这一切都在叙事者选择有意味的形式所表现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得到了整合和统一，因此在具体地阐释和分析的时候，就要尊重研究对象丰富驳杂的伦理价值蕴涵，打破内容与形式、故事与叙述等简单的二分法所造成的人为地割裂研究对象整体的机械做法。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集中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阅读。在悬置已有的阅读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以文献——发生学为主要方法，对原始期刊如《人民文学》、《火花》、《收获》、《蜜蜂》等杂志进行文献编年式的阅读。另一方面，在分析阐释研究对象时，采取叙事伦理作为切入点，同时融合叙事学、伦理学、马列主义哲学和文艺学、民俗学、文化学、精神分析学、权力话语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东西方文艺理论的优长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在对东西方理论进行理论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坚持从研究对象的特点为出发点的宗旨，以对象为本对理论的相关枝节进行重新分析和综合之后，尽量达到理论与阐释对象合榫的研究效果。对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研究本着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原则，在尽可能地挖掘原始资料和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合作化小说作者在处理“写什么”、“怎么写”、“为何这样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所体现出的叙事伦理观念。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合作化小说的叙事伦理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第一章主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观察作者塑造人物的典型化方法背后所蕴涵的伦理意味。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者采取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方式，以实现政治伦理要求的教化目的。这样，小说中运用假大空的方法塑造的正面人物、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塑造的中间人物、按照妖魔化的方式塑造的反面人物都是某种伦理价值观念的载体。通过鲜活的形象载体宣传阵线分明的伦理观念、不同角色的伦理担当和人物形象的伦理说教，就成为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人物塑造的伦理诉求最鲜明的表征。为了达到政治伦理观念宣传的要求而付出的审美伦理的代价是，人物审美观念的丰富性、朦胧性和含混性被政治观念要求的明晰性和单一性的倾向和训诫所压制，这样叙事者不得不按照人物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和表现随时对人物的道德形貌加以改写。当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所具有的偶然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行为方式被政治标准定性为必然性的意图和目的，并与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品质挂钩时，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和行为表现与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相游离的现象，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前后矛盾之处以及人物在具体的语境中突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地方，都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作家形象改写的伦理困境。总起来说，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人物形象的群体性特征突出，而个体的鲜活性和独特性不够，由此造成的凸显人物内在本质的典型化塑造方法太强调了功利性的一面，也就造成了富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脸谱化的不良现象，倒是着墨不多的中间人物成为合作化小说最为光彩的一笔，这种新不如旧的人物塑造现象确实引人深思。第二章重点分析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线性情节结构方面体现出的伦理意蕴。当然，合作化小说的情节结构的安排是由当时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教育民众的主题所决定的。从小说情节的剪裁和安排来看，凸显或遮蔽的目的就是看它的伦理价值的大小，能否对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念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批判民众落后思想的革命伦理的情节展示，丑化知识分子形象的阶级伦理的情节设置，经济精英细心劝服的道德伦理的情节铺排，无不带用浓郁的伦理意蕴。从小说的叙事结构观之，为了达到更好地宣传教育的目的，小说的作者一般是采取线性结构的方式。在合作化小说中，叙事者主要采用单线式、复线式、三线式结构来表现主题，不过在选择叙事结构的标准上，是政治教化的目的而不是审美的效果左右着大多数作家对小说结构的安排。但毕竟文学和政治是在两条轨道上赛跑的战车，二者之间的不兼容性和异质性的因素导致了叙事的紧张局面，也造成了作者言说空间的尴尬与逼仄的不良后果。反映在小说的结构情节的安排上，结构的失衡、双层结构的出现、离题性情节、悖论性情节等情节结构的不和谐现象，也说明了叙事者在政治伦理与审美伦理之间难以有效整合的尴尬状态。第三章探讨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时空描写的伦理蕴涵。也就是说，在十七年的特定语境中，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者是对各种伦理关系的综合考量中选择某种时空作为叙事载体的。具体而言，在时间的安排上，对十七年的合作化小说来说，如何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叙事表达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依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伦理观念取得一个动态的平衡，在对故事发生的时间进行剪裁的过程中，兼顾政治伦理的宣传教化功能与艺术伦理的审美愉悦功能之间的差异性，确实是一个首先要考虑的艺术问题。可以说，作者无论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歪曲、截断事件的自然时间来达到某些政治动员和审美渗透的教化目的，还是文本设置的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大于或小于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突出强调或有意省略，无不显示出主客体相互拥抱、相互激荡、相互缠绕过程中形成的伦理价值理念。在空间的刻画上，由于合作化小说是在广阔的农村舞台空间进行的一项意在革除私有价值观念的伦理变革，因此在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中，牲口棚、农业田、家庭户等公共或私人空间就成为新旧伦理观念冲突的矛盾聚焦点。作者选取这样的空间意象作为叙事的情节结构，除了有“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考虑外，更多地体现出作者传播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教化民众的叙事伦理。这样，通过时空剪裁可以将生活的碎片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统合为一个条理连贯、逻辑严密的完整事件或故事，为现在进行的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提供合法化和合理化的论证。第四章着眼于叙事者采取不同的修辞艺术和技巧所表现出的伦理价值观念。为了完成政治意识形态交给的宣传和教育民众的任务，小说家在意象的选择、情节的设置、结构的铺排、情调的渲染等方面，都充分地运用修辞的艺术，将民众比较喜欢的修辞意象作为载体，在政治伦理、革命伦理和民间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整合。另外，作家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艺术良知与政治伦理在现实层面越来越无法合拍的情况下，通过春秋笔法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合法外衣下，也可以借助于修辞的含混性和含蓄性达到表达自己的艺术良知的目的，由此形成了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修辞层面的叙事伦理。反映在合作化小说中，比喻、反讽和对比成为三种最为叙事者青睐的修辞方式，其包含的叙事伦理的价值意味是不言而喻的。比喻修辞之所以成为合作化小说最常见的修辞艺术，是因为比喻的喻体和本体的同构性和形象性与作者宣传教化的责任伦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明喻修辞的喻旨通俗性、隐喻修辞的意蕴单一性、比喻意象的伦理蕴涵性等三个方面，都体现出叙事者从读者的接受立场出发来教化民众的伦理观念；从反讽修辞来看，作者充分运用反讽的特性来表达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启蒙意识。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下往往表现出强性反讽的批判伦理，在日趋紧张的语境下往往采取弱性反讽的方式表现启蒙者的伦理良知，在与社会这个大文本相互对照的过程中采取的客观描写就具有了互文本反讽的伦理意识；同样，合作化小说中的对比修辞的伦理目的也体现在许多方面，在双声的驳诘对比的善恶选择、社会的新旧对比的美丑定位、人物的成份对比的好坏评价等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结语部分主要对合作化小说的叙事伦理观念作出了反思，探求文学本体失落的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认为文学场域的构成要素之间力量的不平衡性导致的主客体之间伦理观念的冲突，以及政治伦理观念的过分强大造成的审美伦理的本体失落，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备受诟病、也是最值得反思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