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研究范围涵盖诸多学科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广泛领域。在哈贝马斯广泛的理论探讨中,包容着丰富的宗教哲学思想,宗教神学问题也是他自始至终重点关注的问题,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宗教哲学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构建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不了解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就不了解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不了解他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现代性等一系列构成他的思想核心的思想。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大将,哈贝马斯承袭并重建了自马克思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理论宗旨,将自己的理论看成是带有实践意向的解放学说。在马克思的解放学说中,宗教作为压制解放的因素遭到无情的批判;在早期批判理论家的解放学说里,宗教既是压制的因素,应该被批判,又是人们心灵的寄托,成了现实解放的替代物;而在哈贝马斯的解放的学说中,因为受到马克思和早期批判理论家的影响,他不仅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给予了批判,同时又在解放的学说中给予了宗教一定的地位,认为解放、正义、道德、自由等是解放学说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而这些概念和内容也正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犹太教思想的主要因素。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领域中的个人自由、社会安全、政治原则的逐步实现,以及法律的健全和实施、民主机制的完善等等,都属于人类解放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的带有实践意向的解放学说中,宗教始终是一个在场的因素。在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中,神圣的维度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把社会批判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但是,霍克海默等人在启蒙的辩证法的名义下实际上否定了启蒙,把现代理性仅仅归结为宰制人的工具理性,完全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法治和民主,将正义和人的解放完全归到了彼岸。哈贝马斯同意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对启蒙的辩证分析,同意他们对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不赞成他们的结论。哈贝马斯认为,启蒙仍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仍有潜力,正义和人的解放只能在现实社会中追寻。这样一来,社会批判理论中原有的神圣维度在哈贝马斯这里失掉了。为了挖掘资产阶级民主的潜力,重建现代民主,哈贝马斯研究了公共领域问题。根据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历史的理解,公共领域是公众通过理性对话对公共问题达成共识的公共空间。宗教被哈贝马斯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宗教的基本精神是思想专制,它与理性共识的公共领域精神相违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把宗教与神话一起称作“理性的他者”。“理性的他者”表明了哈贝马斯最初的宗教立场,这个立场把宗教神话与理性对立起来,基本上否定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受到马克思以及法兰克福早期理论传统的影响,哈贝马斯的最初理论目标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应该全面解释社会进化。哈贝马斯从同一性和合法性两方面来论证他的社会进化学说。无论是同一性问题,还是合法性题,都涉及到宗教神学问题。在早期社会,宗教提供了统一的功能,因为宗教提供了一种所有社会成员都承认并且有利于统一的思想形态。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现代科学占据了原来由上帝统辖的区域。在现代社会,社会的统一力量不再是宗教,而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的同一性由参与的主体通过理性的平等对话、获取共识来达成和保证。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的意思是,合理的和正确的政治制度要求得到论证。在早期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里,统治制度的权威性是通过原始的神话来为自己辩护的;古代和中世纪,宗教思想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到了现代,新的自然法理论代替了古典的自然法理论,意识形态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对政治制度的论证由理性的形式原则代替了以神为中心的内容的原则。总之,他所设定的社会历史的发展顺序是,宗教神话在先,而理性在后;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理性是宗教神话的替代物。哈贝马斯对宗教的这种态度,在他的交往理性理论中得到了更加系统的论证。根据韦伯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化就是合理化,合理化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是与社会的世俗化紧密相联的,社会合理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即解神秘化,也就是以理性的世界观取代宗教神学的神秘世界观。在哈贝马斯那里,作为世俗化的合理化和现代化在世界观方面完成了根本的转换,即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让位于理性世界观。世界观的解神秘化是西方理性主义产生的内在的必要条件。在此,现代意识结构的形成是以牺牲宗教思想为代价的,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以排除宗教为代价的。这样一来,在合理性和现代性方面,神圣的维度彻底丧失了。然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在西方社会是一个强大的传统,它不仅在古代具有社会统合作用,而且对现代化产生和发展也起着促进作用,即使在未来的后世俗社会中也不会销声匿迹。缺失了神圣维度的交往理性理论必然使自己陷入矛盾之中。另外,哈贝马斯早期的宗教观也遭到了来自神学家的反对和批判。神学家一方面批判哈贝马斯否认宗教在社会的现代化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哈贝马斯的主要学说与宗教神学并非截然对立,可以用他的理论来论证宗教神学。通过对理论和实践的反思,通过与神学家的对话,哈贝马斯修正了自己前期的宗教观:一方面,为了明确自己的宗教立场和观点,澄清人们对自己宗教思想的误解,提出了方法论的无神论来概括自己的宗教思想;另一方面,重新解释自己理论的宗教神学意义,承认宗教对于合理性和现代化的作用,把宗教看作是话语伦理的伙伴,给予宗教在话语政治中以平等的地位。哈贝马斯申明自己是一个方法论的无神论者。方法论的无神论就是从哲学的或理性的角度占有宗教的本质内涵。在写作《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时,哈贝马斯对宗教已经有了辩证的态度,通过“神圣者的语言化”观念对宗教进行辩证的扬弃。一方面,哈贝马斯继续坚持宗教作为世界观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宗教孕育了普遍性和规范结构的发展。通过对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的重建,哈贝马斯认为规范的社会结构的发展是一种用象征(或符号)进行整合的过程。象征构造了社会团结,象征把个体整合为团体。在早期社会里,宗教世界观是连结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纽带,而在现代社会里则转变为社会团结和社会制度的纽带。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方法论无神论立场自有其本身的理论发展,就辩证地吸取和转化宗教的语义内涵而言,方法论的无神论与神圣者的语言化一脉相承。方法论的无神论弥补了哈贝马斯早期宗教观的不足,丰富了哈贝马斯宗教思想的内容。方法论的无神论走的是一条对宗教的解神话的道路,即不把宗教看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但是方法论的无神论也不是要把宗教完全抛弃,而是批判地吸纳宗教传统的本质内涵,即在宗教传统中所蕴含的解放、正义等内涵。哈贝马斯强调,如果不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也就不了解我们的道德、个体、自由、解放等概念。尽管宗教建构世界观的功能在削弱,但它对于在日常生活中与超常事物打交道仍有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所以,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宗教语言仍然具有启示作用和必不可少的语义内涵,后形而上学思想与宗教实践可以并存。哈贝马斯的方法论无神论已经把神圣的维度纳入到了他的理论体系之中。因此,哈贝马斯不再简单地把宗教作为过了时的世界观对待,而是强调宗教思想对于合理化和现代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这不仅表现在现代性的诸多潜力远未实现出来,而且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现代性的规范的自我理解而言,宗教不仅仅是前提和催化剂,而且是平等、自由、团结、道德、自主、民主、人权等等的源头。面对新的挑战,没有可以替代它们的东西,我们仍然需要依靠这份遗产。既然宗教语言仍有必不可少的语义内涵,宗教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宗教就不能简单地否定或捧斥,而应采取包容的态度,即包容他者。哈贝马斯解释说,所谓包容,既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之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在他看来,交往理性不但不排斥宗教,可以与宗教并存,而且可以共同构成一个交往共同体,在这个交往共同体中,语言和行动的主体相互对话,彼此交流,达到共识,共同促进现代性的完成。因此,后期的哈贝马斯十分重视宗教的社会作用,把宗教作为他的话语伦理的伙伴和政治共同体的参与者。尽管哈贝马斯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宗教,但是他坚持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并且认为在一个后民族国家或后世俗社会中,宗教共同体仍有它的地位,哲学与宗教、启蒙与宗教应该平等相处、相互学习,哪一个都不应垄断权力和知识,将自己超越于另一个之上。总之,哈贝马斯的宗教观发展的基本线索是:神圣维度的出位和归位。前期,哈贝马斯把宗教神学看成是与理性相对立的,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线,宗教世界观在现代社会已经被理性世界观所代替,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就是解神秘化或世俗化。因此,神圣的维度在哈贝马斯的前期思想中是缺失的和出位的。后期,哈贝马斯则将神圣的维度纳入到他的理论体系之中,他认识到交往理性事实上与宗教并不相互对立和排斥,交往理性的解放旨趣离不开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语义内涵;不仅如此,宗教神学思想中所包含着的丰富的、不可替代的语义内涵,也成为现代社会可资利用的资源,因而现代社会可以包容宗教,宗教与交往理性可以和平相处,平等对话,共同走向合理化的解放之途。虽然哈贝马斯的宗教哲学思想仍然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但神圣维度入位之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促进了世俗化和神圣化两者的沟通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