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董均伦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之后风风雨雨六十年,都不曾离开过民间文学这一片花园宝地。先后出版了《刘志丹的故事》、《石门开》、《玉仙园》、《聊斋汊子》以及续集、《孔子世家一一九十九个半故事》等五十多本民间故事集,硕果累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并非易事,想要将口头叙事转化为可读性强的书面文学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在同一时间听同一个讲述人讲述同一则民间故事,不同的搜集整理者,由于对民间文学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认识不同,侧重点不同,自身的文学修养与艺术水平不一样,所写定的民间故事必然也是千差万别的。然而,如何才能使失去口头特征的民间文学获得新的魅力,成为极受欢迎的“书面”民间故事?除了故事题材的选择之外,口头叙事特征的保留、适当添加文学性以及以书写人的身份的隐显都是极为重要的。董均伦作为20世纪成功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整理出版的故事集必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最大程度低保留口头叙事原来简练、生活化的特性,可读性强,把自己看作是民间故事“新的讲述者”,而非记录者等等。1957年,刘魁立作《谈搜集整理工作》一文对董均伦、江源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质疑,一场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法的争论由此达到高潮。怎么样区分整理、改编和再创作?这里面涉及一个“度”的问题。而如今回顾这场谈论,主要将其原因归结为双方目的的不同与学科体制的问题上。但是这场争论的背后却隐藏着学术研究方式的偏颇走向与学科危机。无端卷入争论的董均伦,却并没有因为这场争论改变自己一贯以来的工作作风,反而对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添加更为明显。这与他自身民间文学理念的改变是密不可分的。民间文艺学的式微使得学者们寻求新的出路,口头研究范式、民族志诗学给民间文学的研究带来刹那间光辉。然而并没有彻底解决其危机。追本溯源,探究民间文艺学的诞生与发展,便可知道当中的原因何在。然而对于民间文学本身,又该何去何从。或许我们可以从董均伦的民间故事里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