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兴之时，为避免五代国家分裂、藩镇割据之患，太祖赵匡胤听从赵普的建议，渐次收节度政权、财权、军权于中央，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采用“设官分职，分割事权”的方法，分割朝臣的权力，以防止大臣擅权。宋代地方司法分权制度，就是建立在行政分权的背景之下的。有宋一代，在地方设有县、州、路三级司法机构。相对而言，县级司法机构的设置较为简单，分权的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在其审判程序中有一项十分优良的传统，那就是负责捕盗的县尉不得推鞫，从而形成了侦查与审判的分离。宋代州级司法机构的设置可谓是内部事权分散行使的完整表现。一方面，推鞫、录问、检断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独立进行；另一方面，通判分割了知州的审判权，对其形成制约。宋王朝在路一级设置了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四个并列的司法机构，它们互不统属、相互制约，共同行使审判权。在司法事权分散行使的基础上，宋王朝确立了一些相应的分权制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鞫谳分司制度。这项制度所体现的推鞫和检断分权的精神，被宋统治者和士大夫不遗余力地遵循。宋代继承了前朝的录问制度，将之推广到各级司法机构，并明确规定录问官员应当遵循回避原则，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为避免刑狱冤滥，宋王朝确立了翻异别勘制度，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救济渠道，这亦是宋代狱讼淹延的根源之一。宋代的司法分权制度是儒家“慎刑恤狱”思想的要求，也是士大夫阶层推动的结果。这种司法分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相互独立，其实质仅是司法事权的分散行使，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国古代纠问式诉讼的窠臼。但是司法分权制度的确立，对于巩固中央集权、避免刑狱冤滥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亦因为这一繁冗而周密的程序设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狱讼淹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