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核心标志,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导源于中华民族危难,尽管这段历史只有近百年,但它成功的以中国特色的路径呈现出来,成为世界近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思考现代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宏观背景。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视为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社会个体之间集体行动的结果,是本研究的主线。在社会组织大家族中选择妇联组织,研究她与政党、政府、其他社会组织、妇女个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变迁是本研究的主题。论文思路如下:围绕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路及其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推动中国妇联组织生成、流变、融合与发展两个问题,从现代国家建构的两个面向切入,即,体现国家权威的社会控制和体现社会权威的公民社会自主性,以民族、政党、国家、民主为核心要素展开论证。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的问题、背景、思路。提出了研究假设:从民族国家单向发展到民族民主国家均衡发展,集“党政社”一体的妇联必然由多种组织形态的妇女组织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结构来取代。第一章,回溯了民族国家建构时期妇女组织的形成、流变。文章指出,中国妇女组织导源于民族国家危难,救亡压倒启蒙的国家建构特征决定了早期妇女组织生成于民族认同,民族性强、自主性弱成为早期妇女组织的基本特点。政党因素的介入,诱发早期妇女组织在政党认同过程中,进行了三次大的组织形态探索,从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部到国民党指导下的妇指会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妇女联盟,妇女组织形态实现了从原子状态到稳定的联盟状态的转变。第二章,分析了民族民主国家非均衡建构时期的妇联组织的统合。解放前期的民主妇联通过“民主”来统一对未来政权处于观望状态的社会各界进步妇女组织,致使其在组织结构上采取松散的团体会员制,等级色彩较弱,社团性较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这个阶级色彩极浓的概念很快就被移植到妇联组织中,与先前的“民主”和亲,民主妇联实现了人民团体化的转向,被正式纳入到了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党群组织网络”中。“民主妇联”改为“人民妇联”既是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符号,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认同”符号。建国后妇联组织的政治化路径:组织上科层化先行,到人员、编制、经费上的行政化,最后形成了以纵向科层为内核,以横向组织网络为外围的“横边纵点”式航母型组织。第三章,探讨了以国家社会关系转型为契机的民族民主国家均衡建构时期,妇联组织做出回应的必要性、可能性,提出了妇女问题的协同治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集党政社一体的妇联组织应该一分为三:通过党政职能的分开,妇联党组回归党内妇女组织形态;通过政社分离,设置在妇联内部的妇儿工委成为正规的政府性别机构,实现由虚而实的身份转变;通过社会自治,团体会员归位于社会团体,妇女个体自愿结成或加入新的组织,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组织变革的路径在宏观思路上实行局部试验的渐进方式,在微观试验过程中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组织变革的最大阻力在于现有妇联下属事业单位的分流,这必须纳入到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进程。第四章,探索性的解读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主导性的三种主流意识,以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为逻辑起点,通过考察政党对妇女组织的政治策略、政府的妇女组织政策、妇女组织自身的结构与应对行动,归结出妇女组织发展的三个模式: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原子型非正式组织形态、国家主义主导下的准政府党群组织形态和国家法团主义主导下的多元化整合形态。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时期,即,解放前,妇女组织的民族性压倒自组织性,而由于政局动荡,妇女组织受国家力量的支配也较弱,这一阶段妇女组织特点是“社会性弱-政治性弱”,具体表现为非正式组织、分散、松散、短命、无稳定党派取向、无政府状态;国家主义主导的民族民主国家非均衡建构时期,即,建国至改革,妇联是妇女组织唯一的合法形态,其她社会性妇女组织都被网罗进一个正式、单一、科层、稳定的组织结构中,作为国家的“准行政组织”,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性弱一政治性强”的组织;国家法团主义主导的民族民主国家均衡建构时期,为了巩固民主政权,为民主社会奠定基础,妇女组织必然要经历一个双强阶段,即,政治性强和社会性强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妇女组织形态是多元的,由党内妇女组织和政府性别部门构成妇女组织的政治性力量,由多样的非政府妇女组织构成妇女组织的社会性力量,形成相对稳定的力量结构。在未来现代国家稳定发展时期,即,民族民主国家进入一个民主力量增进民族性,民族力量保护民主性的时期。随着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完善,社会性别意识的增强,政治性的妇女组织逐渐的取消,或者远离政治机构,回归到社会;社会性妇女组织完全依靠培育自身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土壤获得更为广大而健康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的妇女组织整体上是一个社会性强、政治性弱的形态。结论部分,以贯穿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两种相互衔接的逻辑——革命和改革,为主线对妇女组织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在革命逻辑的支配下,国家为目的,通过强制性的力量和权威使得妇女按照国家规定的轨迹去行动,从而达成国家目标,国家意志成为支配妇女行动的压制性力量,妇女组织只能是国家塑造妇女“革命者”“建设者”的组织工具。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改革逻辑支配下,妇联在国家和社会这两个结构力量之间,轮流或同时充当两者的代理人,扮演着相互冲突的角色,妇联身份的选择更大程度上遵循的依然是国家意志。在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为导向的新改革思路下,国家既是目的更是工具,妇女把国家视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同时也达成国家目标,社会力量的凸显要求妇女组织起来,成为国家的“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内容上,尝试性的厘定了中国妇女组织的发展史,对妇联组织的产生、发展、变迁的内在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考察;二是视角上,选择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框架,研究妇联这个微观个体的相关文本和具体行动,探寻其内在的逻辑机理,洞悉其未来的走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