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译者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译者主体性也成为翻译理论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之一。然而近几年,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译文本中,自译作为翻译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处于理论的边缘,甚至被忽视。目前国内仅有几篇论文及期刊谈及自译现象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大都浅尝辄止,并不系统深入。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张爱玲的自译最为典型。从1943年到1971年,她用了28年的时间,四度改写和自译《金锁记》,这一现象在中外翻译史上极其罕见。《金锁记》的自译文本为我们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选取了张爱玲《金锁记》的中文本及其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张爱玲在自译《金锁记》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及其制约因素。作者认为,相较于他译者,无论是在对译本的选择,还是文化现象的翻译中,身兼原作作者和译者双重身份的张爱玲拥有着对原文本更大的自由和主宰权。张爱玲主要采用了异化的自译策略。直译,音译,直译加注释,是她常用的翻译手法,借以保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张爱玲不厌其烦地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以及作为女性所独有的细腻创作风格均凸显了张爱玲自译的特色。在此基础上,作者也对《金锁记》目的语读者反响不佳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并得出结论:张爱玲英译《金锁记》是完全充分的自译,并不是她随意地改写及双语创作,而是一项创造性的自译。本论文将为未来自译译者主体性研究,自译和他译文本对比分析及张爱玲自译实践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