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多数学者认为,在宗藩朝贡体制之下,属国献给宗主国贡物和宗主国赏给属国赐物,本身就是一种出于商业目的的贸易,只不过这种古代的国际贸易,被人为地披上了朝贡与回赐的外衣。在中国与周边属国的“朝贡贸易”中,中国坚持“厚往薄来”,因而向中国朝贡的属国在朝贡活动中获利极丰,这是周边国家积极向中国朝贡的真实原因之所在。但是,通过对清与朝鲜朝贡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朝鲜开始向清朝朝贡,本身就是战败之后的不得已之举,自始至终,朝鲜方面并不存在由清朝的赐物中获利的想法,而是正相反,朝贡本身增加了朝鲜李朝的经济负担。根据本文的统计与计算,朝鲜李朝自1639年至1881年共243年间献给清朝的贡物的总价值达白银3259218两;同一时期,清朝给朝鲜的赐物,即使按道光年间的最高值计算,总计不过折合白银243万两左右。可以肯定,朝鲜绝未在向清朝的朝贡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朝方面就一定会由朝鲜的朝贡中获利。至少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以后,清朝为维持与朝鲜的宗藩朝贡关系,就已经是支出远远大于收入了。至少在入关以后,清朝方面也从未追求在与朝鲜的宗藩朝贡关系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既然双方都没有追求在朝贡关系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显然,将贡物与赐物的交换视为一种“贸易”是不能成立的,学界传统上将朝贡关系称之为“朝贡贸易”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朝鲜对清贸易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使团贸易、边境贸易。由朝鲜朝贡使团所进行的中朝贸易,我们可以称之为“使团贸易”。使团贸易分为赴北京使团贸易和赴沈阳使团贸易,前者在朝鲜史料中偶尔也称“八包贸易”,这是“八包贸易”这一概念的广义用法,后者在朝鲜史料中也称“团练使后市”。其中,赴北京使团贸易,根据其形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公贸易、私贸易两类,其中的私贸易,就是频繁见于朝鲜史料的“八包贸易”,这是“八包贸易”这一概念的狭义的用法。使臣在出使中国之时,国王和政府委托使臣购买国内没有又很需要的物品,这叫做“官方贸易”或“公贸易”。为了公贸易的顺利进行,国家允许使臣顺便捎带自己的私有物品进行贸易,并有限度地承认其合法性,这叫做“私贸易”。在赴北京的使团贸易中,按其所携带的白银本金计算,公贸易约占十分之一略强,私贸易约占十分之九。不论是公贸易还是私贸易,都是在使团在北京期间的住所即会同馆内进行。一次使团携带的用于贸易的本金折合白银高达七八万至十几万两,贸易的毛利润率在15%-21%上下。清朝迁都北京后,仍指令朝鲜将部分岁币送往沈阳。因此,朝鲜使团在进入中国境内以后分为两部分,多数人由使臣带领前往北京,部分人由一名团练使率领押送岁币前往沈阳,在沈阳交付岁币之后直接返回朝鲜,他们在沈阳进行贸易,并以驮岁币的马匹将货物驮回。因为这支队伍的首领是团练使,故朝鲜史籍中也称在沈阳进行的使团贸易为团练使后市。团练使后市的本金约折合白银16000至26000两。雍正七年朝鲜主动向清朝申请取消。使团贸易在清康熙年间达到鼎盛,雍正朝以后,就处于不断的衰落之中。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双方政府的限制政策、利润空间的降低和中日贸易的展开有关。朝鲜前后存在过六种对清朝的边境贸易形式,按朝鲜史料的记载,分别称之为:中江后市、栅门后市、余马贸易、延卜贸易、会宁开市和庆源开市,贸易的集散地分别是中朝界河鸭绿江的江心岛屿、中国凤城的边门内外、朝鲜的会宁和庆源。概言之,朝鲜与清朝之间的边境贸易主要是在两个区域进行,一个是在鸭绿江流域,另一个是在图们江流域;中江后市、栅门后市、余马贸易、延卜贸易都是在鸭绿江流域进行,而会宁开市、庆源开市是在图们江流域进行;鸭绿江流域的边境贸易地点都是在中国境内,而图们江流域的贸易地点都是在朝鲜境内。就贸易的规模及其影响来看,鸭绿江流域中朝边境贸易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图们江流域的边境贸易。清朝对朝鲜的输出品,以纺织品、日用品和药材为大宗;朝鲜对清朝的输出品,主要是朝鲜特产的几种纸张、几种布匹,再有就是烟草、烟竹等有限的杂货了。从输出品来看,清朝和朝鲜的贸易明显属于传统农耕社会之下的贸易,也就是说,贸易仅仅是对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是依附于农耕经济而存在的,与近现代的国际贸易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从输出品也可以看出,清朝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朝鲜。在清与朝鲜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朝鲜每年用于贸易的本金总额度(包括使团贸易和边境贸易)应达清朝白银754500两以上。仅按利润率为10%计算,清与朝鲜间贸易的利润至少相当于清朝田税总额的1.54%,大体而言,相当于清朝财政总收入的1%左右,按清代东北地区平民的生活水平,可以为25150人提供一年的生活费用。清与朝鲜间贸易的本金可以为清代东北人口的二分之一至八分之一提供整整一年的生活费用。传统上,我们一直认为,明清两代的中国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国际贸易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可是,如果我们从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的分析的话,可以说,甚至国际贸易大发展、各国经济依存度高度增强的今天,中国与朝鲜半岛间贸易(包括朝鲜与韩国)的利润也还达不到中国国民收入的1%,其贸易额度也绝不可能为东北人口的二分之一至八分之一提供一年的生活费用。相比之下可以发现,也许我们对清代与朝鲜的贸易应该有一个全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