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周思(1952-)是澳大利亚文坛名驰遐迩的当代作家,其作品广涉当代澳大利亚和亚洲的艺术和文学.周思将第一手知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记录于自己的文学之旅中,迄今为止,他的七部小说中有三部以中国为主题,即小说《长安街》(1989)、《玫瑰穿越》(1994)和《红线》(2000).《长安街》和《红线》都是以中国为故事发生背景.如同越界的黑天鹅,两部小说跨越东西文化,具有跨文化理解的视野,然而一种矛盾心理体现在周思本人及其跨文化写作中.相应的文化语境对应具体的文本阅读,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的批评方法更适用于当世全球化引起的文化复杂性.在这一框架下,本文旨在揭示、描述和强调文化碰撞、变革和协商中的纷繁复杂与变化多端.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首先对周思生平及其作品做出简要介绍,然后对周思及其两部小说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分类总结,并展示了本论文的独创性和论证结构.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勾勒出“跨文化”的简要历史轨迹,并探讨澳大利亚的跨文化文学研究,主要是探究整合意大利-澳大利亚学者阿里安娜·达格尼诺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跨文化范式的要点.主体部分由第三、四、五章共三章构成.通过指出这两部小说中具有启发性的时刻和矛盾心理的具体体现,来挖掘尼古拉斯·周思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微妙而复杂的态度.他的文化翻译主要采取三种策略:异化、混杂和契合.通过沉浸中国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揭示异质文化的差别,理解的空白得以填补;通过东西方语言、文学以及文化的混杂,文学文本中多种语言与文化交融、渗透和碰撞所产生的审美与跨文化效应得以实现.同时,从两部作品的表现手法和主旨来看,澳大利亚与中国(西方和东方)有着广泛而具体的契合,因此构成了一种理想化的跨文化维度.第五章将周思及其跨文化写作中出现的矛盾心理的原因归结为他的双重写作身份和复杂的写作环境.第六章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周思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立场态度尽管矛盾,但具有启发性,表明了他对将中国视为绝对他者的迟疑,其作者动机是制造一个落锤破坏机来拆除彼此之间的壁垒,并触发新的愿景.两部作品和周思本人都阐明了文化的可塑性,其双重书写身份也突显了他致力于超越东西方分歧、创造富有成效的相互联系的决心.